本文作者郭羅基1994年在劍橋大學校園。（郭羅基提供）
過 了幾天，又說中央不同意周揚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觀點。北大哲學系的朋友告訴我：黃柟森被鄧力群叫去，要他和另外三個人在討論會上發言，與周揚唱對臺戲。 他根本沒有聽周揚的報告，沒頭沒腦地奉命批判。最後，是胡喬木的一篇講話《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為批判的總結。為了準備這篇講話，興師動眾，從八個 單位湊了一大批“筆杆子”。我知道，至少其中的一位龔育之表示為難：“我自己都弄不清，怎麼能批判？”從胡喬木的大作來看，連他也弄不清，硬是要批判。胡 喬木認為，不能說“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只能說“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那麼，據此推論，“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是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的；而“社會主義人道 主義”又不是馬克思主義的。
一九八三年十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整黨，一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 染”。他指出：“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目前思想界比較突出的問題。”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接著又說“其他類似的問題還不少”。“類似的問題”首先是 “宣傳抽象民主，直至主張反革命言論也應當有發表的自由”。這個問題鄧小平講過多次，一般人都認為指的是郭羅基。這是對我的歪曲。我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 論的》文章中說：“對反革命言論不能放縱、姑息，但不要動手抓人。”非說我主張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類似的問題”還有“在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上提出違 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這是指胡績偉。胡績偉一貫強調，在新聞工作中人民性高於黨性。這就違反了鄧小平的“馬克思主義”。還有，“有些同志至今對黨提出的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這是指李洪林。他發表過《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我們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等四篇文章。如此等等。鄧力群 有一個補充發言，把“不能搞精神污染”變成“清除精神污染”，而且把鄧小平點到的問題落實到具體的人的頭上。他點了六個人的名：周揚、胡績偉、王若水、郭 羅基、李洪林、阮銘，作為“清除精神污染”的重點對象。雖然沒有從我這裏摸到底，結果還是把我和周揚掛上了鉤。有人告訴我，在中共江蘇省委擴大會議上傳達 文件，胡福明念到“郭羅基”的名字時，還特別提高音量。
“清除精神污染”又搞成一場運動。十二月，被胡耀邦叫停。這場短命的運動只搞了28天。
新華社寫了一個稿子，讓周揚看過後播發，表示擁護鄧小平的講話，算是周揚的公開檢討。周揚被迫表態，內心是很痛苦的，從此鬱鬱寡歡，一病不起，以至成了植物人。1988年，我去北京，想到醫院看望周揚。有人說：“沒有意義了，他已經不認識人。”
1989年7月31日，在臥床五年之後，周揚默默地離開了人間。
周 揚的人生以悲劇告終。悲劇總是深刻的。于光遠寫過回憶周揚的文章，他有一個奇怪的說法：回憶周揚是為了研究胡喬木。這倒是從對立面中研究對象的辯證思維。 周揚和胡喬木，是共產黨內兩個對立的知識分子的典型。還有一重對立面，那就是共產黨內流氓無產者的典型和知識分子的典型。只有將流氓無產者和知識分子的關 係、知識分子中依附型和獨立型的關係，作對比研究，才能理解在經濟文化落後的條件下產生的中國共產黨。
2011年9月，於美國奧馬哈（《新史記》第4期）
“文革”中周揚遭受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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