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只要中国把西藏民族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而不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西藏问题将不会得到解决。在后达赖达赖喇嘛的时代，由于达赖喇嘛的缺席，西藏运动可能失去力量，中国能够通过其专政机器控制这一运动；然而，藏族身份认同问题将持续在中国外交和内政政策中延烧。
日期：2011/12/16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畅所欲言，是亚洲时报在线的一个栏目，可以让嘉宾撰稿人发表他们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观点，请点击此处。
除了其他方面的影响，中国境内藏人自焚事件表明，中国20世纪50年代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时创建的民族政策遭遇惨败。这一失败意味深长，因为2010年，中国刚刚修订其西藏政策，在西藏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呼吁西藏和谐发展。
2010年1月18日至20日，全国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中国西藏政策的方向。相当明显，会议在2008年3月西藏骚乱之后举行。上次西藏工作会议还是2001年。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西藏工作报告在三个方面不同于第四次工作报告。
首先，第五次西藏工作报告集中于发展农村地区；其次，它强调对经济福利和提供社会保障网络，而不是建设战略基础设施；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报告仅限于西藏自治区，而第五次则包括所有藏区。
很明显，2010年西藏工作会议的召开，特别考虑到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情境。因此，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西藏"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将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确定为西藏工作会议的重点。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胡锦涛强调确保"切实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正常秩序指的是什么，但北京对西藏的政策包括，中国公开声明孤立达赖喇嘛，按照中国特点诠释佛教，例如2007年的活佛转世法规，在中国西南建立首座藏传佛教学院，2006年在杭州召开世界佛教论坛等等。
然而，自2010年会议以来的主要在西藏发生的11例自焚事件表明，工作报告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其失败更广泛的原因应归咎其少数民族政策，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受到苏联民族政策的启发，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背离了苏联联邦国家结构，这是因为近代中国苦难不堪，经历了诸多不平等条约，被降格到孙中山称之为"次殖民地"的境地。
为了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解放后否认了苏联体制中自决权的设想，采用了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概念。
此外，中国8.4%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据了边境地区63.7%的国土面积，这凸显了中国的脆弱性。因此，对西藏的主权被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基础，也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症结。
为了强调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重要性，在2003年，胡锦涛提出了"三个坚持"的方针，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008年7月，在和藏人会谈任务小组的对话中，中国重申"三个坚持"的原则；2009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大通过了一项决议，将3月28日设立为庆祝农奴解放日，再次强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相当明显，因为中国认为西藏的地位已无疑问，与藏人会谈任务组不讨论有关西藏的问题，而仅讨论"达赖喇嘛及他身边的人的未来"。事实上，维基解密透露，对于中国领导层而言，西藏比台湾更敏感。在西藏问题上，中国领导层内"绝对没有任何分裂"，因而实质上，领导层一致同意对西藏采取强硬的做法。
迄今为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质上经过精心设计，以加强中共对西藏的主权控制。在政治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直是汉族（译注：伍精华，彝族，1985年至1988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藏族没有真正的权力。在经济方面，2000年推出西部开发战略基本上由国家安全驱动的战略，包括五大要素：汉化，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发展和镇压。
从本质上讲，对中国而言，西藏是一个主权问题，不是一个民族身份的问题。 2010年工作报告并不寻求解决藏族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因此在中国酿成了新的动乱和自焚。
事实上，北京的西藏政策的失败也证明民族身份的问题不能由大把撒钱来解决。换而言之，西藏的持续动荡引发人们对邓小平民族战略是否成功的质疑，这一政策希望创造经济繁荣，以减轻分裂主义的威胁。
至于自焚本身，显然这些事件肇始于西藏自治区以外。这或许是因为西藏自治区内存在更严厉的镇压政策，以防止此类事态发展。此外，达赖喇嘛出生在安多（今青海省部分地区）而不是西藏自治区，这一情况增加了这一区域发生自焚的动机。
与大多数观察相反，自焚并不表明越来越多的藏人感到沮丧。然而，它表明，尽管北京出台种种新的镇压措施，新的抗议形式也不断出现。它对全球民众有着强烈的情感和示范效应。这也就难怪，它已蔓延到尼泊尔和印度的其他藏族流亡社区。
因此，它广泛地表明，11例四川藏人自焚事件深刻揭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局限；这一思潮试图寻求将亚民族意识淹没于大汉族认同之中。
很显然，只要中国把西藏民族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而不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西藏问题将不会得到解决。在后达赖达赖喇嘛的时代，由于达赖喇嘛的缺席，西藏运动可能失去力量，中国能够通过其专政机器控制这一运动；然而，藏族身份认同问题将持续在中国外交和内政政策中延烧。
Abanti Bhattacharya是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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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其他方面的影响，中国境内藏人自焚事件表明，中国20世纪50年代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时创建的民族政策遭遇惨败。这一失败意味深长，因为2010年，中国刚刚修订其西藏政策，在西藏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呼吁西藏和谐发展。
2010年1月18日至20日，全国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中国西藏政策的方向。相当明显，会议在2008年3月西藏骚乱之后举行。上次西藏工作会议还是2001年。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西藏工作报告在三个方面不同于第四次工作报告。
首先，第五次西藏工作报告集中于发展农村地区；其次，它强调对经济福利和提供社会保障网络，而不是建设战略基础设施；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报告仅限于西藏自治区，而第五次则包括所有藏区。
很明显，2010年西藏工作会议的召开，特别考虑到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情境。因此，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西藏"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将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确定为西藏工作会议的重点。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胡锦涛强调确保"切实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正常秩序指的是什么，但北京对西藏的政策包括，中国公开声明孤立达赖喇嘛，按照中国特点诠释佛教，例如2007年的活佛转世法规，在中国西南建立首座藏传佛教学院，2006年在杭州召开世界佛教论坛等等。
然而，自2010年会议以来的主要在西藏发生的11例自焚事件表明，工作报告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其失败更广泛的原因应归咎其少数民族政策，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受到苏联民族政策的启发，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背离了苏联联邦国家结构，这是因为近代中国苦难不堪，经历了诸多不平等条约，被降格到孙中山称之为"次殖民地"的境地。
为了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解放后否认了苏联体制中自决权的设想，采用了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概念。
此外，中国8.4%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据了边境地区63.7%的国土面积，这凸显了中国的脆弱性。因此，对西藏的主权被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基础，也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症结。
为了强调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重要性，在2003年，胡锦涛提出了"三个坚持"的方针，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008年7月，在和藏人会谈任务小组的对话中，中国重申"三个坚持"的原则；2009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大通过了一项决议，将3月28日设立为庆祝农奴解放日，再次强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相当明显，因为中国认为西藏的地位已无疑问，与藏人会谈任务组不讨论有关西藏的问题，而仅讨论"达赖喇嘛及他身边的人的未来"。事实上，维基解密透露，对于中国领导层而言，西藏比台湾更敏感。在西藏问题上，中国领导层内"绝对没有任何分裂"，因而实质上，领导层一致同意对西藏采取强硬的做法。
迄今为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质上经过精心设计，以加强中共对西藏的主权控制。在政治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直是汉族（译注：伍精华，彝族，1985年至1988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藏族没有真正的权力。在经济方面，2000年推出西部开发战略基本上由国家安全驱动的战略，包括五大要素：汉化，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发展和镇压。
从本质上讲，对中国而言，西藏是一个主权问题，不是一个民族身份的问题。 2010年工作报告并不寻求解决藏族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因此在中国酿成了新的动乱和自焚。
事实上，北京的西藏政策的失败也证明民族身份的问题不能由大把撒钱来解决。换而言之，西藏的持续动荡引发人们对邓小平民族战略是否成功的质疑，这一政策希望创造经济繁荣，以减轻分裂主义的威胁。
至于自焚本身，显然这些事件肇始于西藏自治区以外。这或许是因为西藏自治区内存在更严厉的镇压政策，以防止此类事态发展。此外，达赖喇嘛出生在安多（今青海省部分地区）而不是西藏自治区，这一情况增加了这一区域发生自焚的动机。
与大多数观察相反，自焚并不表明越来越多的藏人感到沮丧。然而，它表明，尽管北京出台种种新的镇压措施，新的抗议形式也不断出现。它对全球民众有着强烈的情感和示范效应。这也就难怪，它已蔓延到尼泊尔和印度的其他藏族流亡社区。
因此，它广泛地表明，11例四川藏人自焚事件深刻揭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局限；这一思潮试图寻求将亚民族意识淹没于大汉族认同之中。
很显然，只要中国把西藏民族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而不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西藏问题将不会得到解决。在后达赖达赖喇嘛的时代，由于达赖喇嘛的缺席，西藏运动可能失去力量，中国能够通过其专政机器控制这一运动；然而，藏族身份认同问题将持续在中国外交和内政政策中延烧。
Abanti Bhattacharya是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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