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北京中南海未来的政策动向，大都如“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有点高深莫测。因为专制政权不按牌理出牌，中南海新任的领导人缺乏透明度。例如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曾热切期待“胡温新政”，那种一厢情愿的盼望，在今天看来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那么，为什么我要谈“习近平将怎样治理西藏”的问题呢？无论中国新任领导人多么神秘，他的本质仍然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说明人的社会属性，人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里的人。而且，习近平不像胡锦涛和温家宝一类“大掌柜”，他是中共高干的第二代，正宗世袭的红色接班人。他的父辈留下的历史资料很多，他本人也长期从政。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习近平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经历，去分析推理，预测他的未来。
◎ 习仲勋曾招降西藏反叛首领
在中共高干中，习仲勋是口碑较好的一个。他是陕西人，年轻时就加入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五十年代中共执政后，习仲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这样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却在1962年因为受小说《刘志丹》的牵连，遭受长达十六年的迫害。
在习仲勋的生平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1987年邓小平开会批判胡耀邦时，习仲勋为了维护胡耀邦，当场和薄一波、邓力群等人拍桌子吵架。由于自身遭受迫害的经历，习仲勋对搞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是很有感情的。
二是习仲勋在五十年代任西北局书记时，在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镇反运动中，采取了“慎重稳进”的宽松政策，与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都有过友好交往。当年习仲勋招降西藏第十二代千户项谦的事迹，被毛泽东称赞为“诸葛亮七擒孟获”。其实，习仲勋是按照中国的《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1950年，青海藏族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户项谦，领导当地藏民开展反叛运动。他们凭着险要地势武装自己，拒绝服从汉人的统治。当时，中共青海省军政当局准备用五个团去镇压项谦，习仲勋不同意，他提出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争取项谦的归顺。在两年零七个月时间里，习仲勋先后派出多位官员和藏族首领、活佛等，十几次劝说项谦。最后项谦向中共投降。
胡耀邦在八十年代初要求大多数汉人撤出西藏，给西藏人真正的自治权利，习仲勋似乎没有这样的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但习仲勋参与统治西藏，其做法有其特点。首先，他认识到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不能用与汉族相同的政策统一执行。他的工作方法比较温和稳当，多少会考虑一点少数民族的利益。
◎ 被利用的“汉藏友谊”与“王道”
习仲勋在西藏工作上的另一特点是：善于争取西藏的上层人士。他和班禅喇嘛的交往长达四十年，已经成为汉藏友谊的佳话美谈。班禅喇嘛去世后，习仲勋于1989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也强调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种“深厚友情”，就可发现，其中明显地带有异族统治者拉拢并利用被统治者的性质。
第一，按照毛泽东指示，扶植班禅喇嘛，以制衡达赖喇嘛的影响力。
1951年4月，应邀前往北京参加谈判的十世班禅喇嘛路经西安，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到机场迎接。那时候，习仲勋看到的是“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二人一见面似乎就很投缘。
让我们看看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一文，其中谈到：“从西藏统治者内部矛盾来说，是以达赖和班禅的对立为其集中的表现。” 一旦毛泽东等共产党认识到西藏人内部的矛盾，他们就要加以利用了。
在毛泽东看来，班禅喇嘛是亲国民党的，国民党虽然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毕竟还是汉族人。中共认为受英美支持的达赖喇嘛比较难以控制，而班禅喇嘛是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在康区有一大批追随者，中共需要班禅喇嘛作为统治西藏的棋子。于是，中共以促进西藏内部团结为名，支持班禅喇嘛重返西藏，以制衡达赖喇嘛。
第二，利用“护送班禅喇嘛回西藏”的旗号，中共重兵进藏兵不血刃。
1951年12月19日，十世班禅喇嘛自青海西宁启程返藏，习仲勋亲往送行。但是，习仲勋送的不只是班禅喇嘛一行，他手下的西北进藏部队打上“护送班禅喇嘛回西藏”的旗号，每人配备两匹马、四条牦牛、一匹骡子，跟随班禅喇嘛进藏。就这样，中国进藏部队兵不血刃地进了拉萨。
应该说，习仲勋“慎重稳进”的政策在当时还比较得人心，这属于中国封建主义统治术中的“王道”。但鲁迅先生就很怀疑王道背后的目的，他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说：“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事实确实如此。在护送班禅喇嘛回西藏时，习仲勋是让西北部队的重兵跟着进入拉萨的，准备随时实行霸道。从1955年起，藏民自发的起义运动风起云涌，中共不耐烦再讲什么王道了，转而使用赤裸裸的霸道，强横地以军事暴力镇压藏民的反抗。
由此看来，没有基本的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在统治阶级内部偶然出现一个讲“王道”的人，只能短期减轻一点霸道带给人民的痛苦，并不改变专制的根本性质。习仲勋的王道，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地区，只是对中共的霸道做了一点调济，为专制统治制造了一点人性的光环。
◎ 习近平会像其父一样温和开明吗？
由于习仲勋在西藏问题上曾有过温和开明的态度，因此，国内外很多人对习近平是否会继承其父的温和作风，抱有期望。他们希望习近平如其父一样，对西藏人表现出同情心。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不会像习仲勋那样温和开明，因为习仲勋所有的一些条件，他的儿子并不具备，两人所处的时代也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父子之间的区别。
第一，习仲勋虽然是共产党人，但他从小成长于陕西乡村，受到民间佛教传统的影响，对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怀有敬仰之心。在晚年生病时，习仲勋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保佑他，并长期保存达赖喇嘛多年前送给他的一块金表。这种传统信佛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使习仲勋在处理行政事务上，比较尊重藏传佛教领袖，也比较尊重西藏佛教文化。
而习近平从小就是中共高干子弟。虽然曾受父亲“反党问题”的连累，但他仍然在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北京八一学校读书，接受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习近平下乡时去了共产党的红色圣地延安。在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时，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在职进修博士，读的是反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第二，五十年代中共进藏的艰难险阻，今天不再存在。当年没有汽车、火车和飞机，解放军大兵只能背着干粮徒步进藏。高山缺氧、天寒地冻，营养不良，这种险恶的自然环境造成军队大量的伤亡。据说仅仅是翻越一座唐古拉山，习仲勋的西北支队就死了几十人，骆驼死了上万头。所以习仲勋要尽可能避免与藏民作战，而是争取西藏上层民族、宗教人士的支持，发动藏族人去进行共产党的革命。
后来中共修建了进藏公路。就像红色歌曲里唱的：“一条金色的飘带，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今天更是“天堑变通途”，青藏铁路通车，坐飞机进藏对汉人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六十年的统治，大量中国军队驻扎西藏，西藏已是囊中之物。
因此习近平对西藏的态度比其父要强硬得多。今年8月18日，身为中共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北京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举行正式会谈，就中美关系发展提4点建议。重点强调了“台湾、涉藏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警告美国“必须谨慎、妥善处理”。习近平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西藏问题是一条绝对的“红线”，只要美国触及这根“红线”，就会损害中美关系。
第三，早期共产党人的民族平等思想，当今太子党已经没有了。习仲勋是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中共成立不久，还非常弱小。他们全面接受列宁主义殖民地学说，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道路是：实行民族自决，推翻民族压迫，以民族自由联合代替民族的压迫。后来中共建国了，就放弃了民族自决的口号。
作为早期共产党人，习仲勋多少还保留了一点民族平等的理念。而他的儿子在红旗下长大，满脑子大中国思想。在与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谈话中，习近平以十三亿人的代表自居，说“台湾、涉藏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事关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他把六百万西藏人的民族感情，统统以十三亿人的感情代替了。
◎ 难实行改革却会避免严酷镇压
由此可以预见，在习近平掌握中国政权之后，他很难在中国和西藏实行真正的改革，但在另一方面，他可能会想办法避免严酷的镇压。
什么叫西藏问题上的改革？即中国政府给予西藏地区政治上的自治权，给西藏人民言论、宗教自由，停止侵犯人权，停止向西藏移民，保护西藏环境。这就类似胡耀邦在八十年代所提出的西藏发展必须解决的“六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西藏人自己管理自己。
胡耀邦之所以要在西藏问题上改革，有内外多重原因：胡耀邦本人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愿意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他认清了历史潮流，因此不遗余力地坚持政治改革；他看到中共政策的弊病以及给藏人带来的痛苦；他认识到西藏的特殊性，重视国际影响。
然而，八十年代胡耀邦改革的理由，习近平一代太子党已经完全不在乎了。这些太子党是非常功利的实用主义者，不再在乎意识形态。当今欧美发生经济危机，而中国经济却比较繁荣，中国甚至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因此，民主制度已经不被一些中国人认为是历史潮流，中国政府也不再在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
当年，正是由于胡耀邦、赵紫阳试图改变中共的专制制度，因此先后被赶下台。“六四”后，中共老军头王震对邓小平说：“选来选去，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保卫红色江山还是要靠我们的孩子。”从那之后，中共各家元老都有子女得到迅速提拔。
作为“红二代”接班人，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非常忠诚。即使在他的父亲习仲勋遭受迫害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忠诚，曾十次写申请书要求入党。在习近平步步高升的过程中，中共党内不少高级干部给予他很多帮助，一路关照他，提拔他。
因此，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要做的，就是回报那些提拔他的人，保卫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据北京消息人士介绍，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与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外交事务时，还是满口“要加紧提防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等陈词滥调。在一次访问墨西哥会见华侨时，习近平甚至骄横地批评少数外国人干涉中国事务是“吃饱了没事干”。
◎ 西藏问题不仅是民生和利益问题
那么，不会实行真正改革的习近平，为什么有可能会避免严酷的镇压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其父习仲勋的言传身教。五十年代初期，习仲勋曾处理了多起少数民族暴动事件，包括甘肃省大规模的回民暴动，当时习仲勋请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了问题。在土改镇压反革命时，习仲勋也曾向毛泽东请求，减少西北民族地区的杀人指标。
习近平曾回忆其父说：“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如果特别重视从严教子的习仲勋对其子真有影响，那么，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像胡锦涛那样头戴钢盔，亲自出来指挥军队镇压藏人的游行示威了。
其次，我们可以从习近平从政之后的表现来看。习近平曾经在举目无亲的陕北下乡七年，和当地农民关系不错。他从政之后也比较低调。根据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十五年的执政方式和经历，美国媒体常用“务实、严肃、审慎、低调”等字眼形容他。
因此，习近平看不上恶行恶状的驻藏大臣张庆黎，他批评张庆黎等驻藏汉族干部都是“吃白饭的”、“不会治藏”。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共中央就于今年八月把张庆黎调走了。
那么，习近平将怎样治理西藏呢？他叫喊着：“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斗争”，而藏人却一个接一个地自焚抗争，习近平要怎样才能“团结”西藏人呢？在“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庆典”时，习近平发表讲话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谈到教育、医疗和扶贫，强调要解决“西藏各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看来，这就是习近平为治理西藏开出的药方了。但是西藏问题不仅是“民生”和“利益问题”，它的内容要深广得多，包括一个独特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人权问题，涉及地理及政治历史等领域。习近平声言要让“西藏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在他上任之前，需要学习的功课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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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2年1月号，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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