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迅 |
| 香港特首選舉開跑，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民意爭奪戰也打響，獲得工商界力挺的建制派候選人唐英年建立競選團隊後，各界支持者紛紛發聲，其民望也攀升。唐英年重視社會均衡發展，以及香港與內地的「共進共贏」，力爭扭轉只是富裕階層代言人的形象。他期望能透過五年的任期，發展新產業，促進經濟多元化，創造十萬個職位，令青年、中產，以至中年人有新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 |
| 跨進二零一二年，有人說，這一年是世界末日；也有人說，這一年全球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滿懷熱望更換領袖，是這個世界前所未有的盛舉。從大大的中國、俄羅斯、美國，到小小的台灣、香港，都換屆選舉。 各國各地的領袖更換，能不能順應民意，這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所謂民意，是指社會上大多數成員對與其相關的公共事務或現象，所持有的大體相近的意見、情感和行為傾向的總和。民眾是歷史創造者，民眾利益的體現程度，是一個社會發展文明程度的標誌。不過，由於香港政制的特殊性，目前的選舉尚不能僅僅靠民意決斷輸贏。 香港二零一二年特首選舉，一場大規模的民意爭奪戰打響，激戰累日。這是前三屆特首選舉從未出現的壯烈戰事。正是「用兵攻戰之本，在於壹民（民心）」。目前四名參選人中，兩名建制派熱門參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民望支持度起伏跌宕，你上我下，步步驚心，可謂「戰勝易，守勝難」，「勝敗兵家事不期」。選舉擴闊了香港的政治光譜，為多元化社會奠定新基礎。 北京不會背逆民意 今屆特首選舉將於三月二十五日，由一千一百九十五名選舉委員投票選出（應一千二百席，因五人在立法會及人大代表兩界別重複當選），不可否認，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最終還是會受命於中央選擇唐梁「雙英」的取向意圖。雖仍被視為「小圈子」選舉，最後根據中南海的旨意定奪，但亞洲週刊從國務院港澳辦高層一位官員獲悉，建制派兩名參選人，究竟由誰當選，儘管有多種因素制約，但絕不會背逆民意，讓民望過低的參選人當選，如果民望支持度只是相差不多的百分點，則另當別論。這位官員說，讓這兩位熱門參選人高調而平等參選，吸引了民意大批眼球，令泛民主派參選人民望低處徘徊，這是中央最樂於看到的。 亞洲週刊從一份來自北京的文件獲悉，早在四年前的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屆人大第三十一次會議上，審議「香港普選時間表」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說，香港是個利益多元、訴求多元的社會，制定法律或作政治決定，必須找到最大公約數，這樣作出的決定和制定的法律才有最大認受性。行政長官報告裏普選時間的最大公約數是二零一七年，這也是行政長官得出的結論。他先說二零一二年是過半數市民的要求，接著他又說，如果是二零一七年的話，將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這就是一個最大公約數。無論從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基本法循序漸進的要求，還是從香港民意的最大公約數來講，選擇二零一七年可以普選是比較合適的，這就是民意所在。 特首選舉臨近，各種類型的民意調查不時出現。盤點這些日子來的民望升跌，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受《明報》委託所作的民調顯示，二零一一年二月，梁振英支持度極低，僅十四點五，僅僅是唐英年的一半。梁振英毫不氣餒，大打基層牌，不時下社區，接觸普羅大眾，民望持續攀升：五月，十九點二；八月，二十七點九；十月，民望支持度升至最高一位，幾個月內翻了幾番，高達四十七點五。唐英年支持度多月徘徊：二月，二十八點五；五月，二十四點二；八月，二十七點四；十月，由於緋聞等所累，支持度跌至十八點八。 唐英年離開政府後才展開他的競選工程，建立他的競選團隊，各界支持者紛紛發聲，民望開始反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唐英年的民望呈現亮點。這一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梁振英四十一點八，下跌五點八；唐英年二十九點七，上升十點九。原本民望遙遙領先的梁振英，支持度首次下滑，梁和唐的民望差距縮窄。 面對唐英年民望上升，香港社會有一種分析說，支持唐英年的一般說有三種勢力：大財團、港英政府的舊班底、泛民主派。有輿論擔心，唐英年一旦當選，香港社會的權貴資本主義就會越來越濃。 對此唐英年回應說：「我很感謝支持我的人士。其實，在我的十二月十九日的參選大會上，那些支持我的人士來自社會各界，既有商界，也有專業人士、有社會服務界人士和政界人士，支持者是多元的。我感謝他們對我有信心，能成功當選第四屆行政長官。」 提到工商界，唐英年說，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是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發展經濟一定是硬道理，「如果經濟不發展，談何『均富』論，大家就只能去搶最後剩下的一塊餅。經濟發展了，這個餅越做越大，我們講『均富』就容易多了，讓社會各階層都感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溫暖。有大量的就業機會，基層市民和中產才有發展的空間，否則只是一個空談。在經濟發展之下，我們就有條件去改善民生，有條件去推進民主」。 必須讓工商界相信政府 唐英年說：「社會要發展經濟，就必須讓工商界相信政府的政策最終是發展經濟的。但同時，也要讓其他社會人士看到政府本身有一個關懷的往績。我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在勞工顧問委員會任職，當時我跟一些人士談長期服務金，有司徒華、鄭耀棠、李明。最終我們能在互讓互諒的情況下達成共識。」 過去的社會資方同勞方合作，以關懷出發，現時的社會發展更講求均衡發展。唐英年強調，作為政府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如果商界有濫用自由市場的行為，政府便要出手制約，目標是做到商界、中產、基層有平衡發展，大家才能享受經濟的成果，對未來充滿希望。唐英年說：「未來推出政策時大家會看到，我不會偏幫任何一個行業或者界別。」 採訪開始，唐英年先說了一段長長的「開場白」，闡述他為什麼要參選。 唐英年說，他這次參選行政長官，有一個重要考慮。他說，香港回歸的十五年是個過渡磨合期，內地和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整體關係，在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有一段過渡期。國家的「十二五」規劃對於整個經濟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過去是優化第一產業，重點發展第二產業。現在「十二五」規劃是優化第二產業，重點發展第三產業。所以香港回歸十五年，未來的十五年更是關鍵時刻，關鍵的十五年中，頭五年的發展期更是關鍵的關鍵。頭五年奠定未來發展的基礎。在這關鍵時刻，香港需要一個有遠見、有魄力、有承擔和有經驗的人，作為領導。新特首的職責就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民主，三個方面缺一不可。 他說：「在這樣的環境下，我決定參選。今年的經濟環境，很多專家都認為充滿挑戰，受到歐美經濟環境的影響。香港是開放型的經濟模式，所以一定會受到外圍經濟的衝擊。全球經濟的重心要看亞洲，而亞洲中的亮點就是中國。所以香港未來的發展必須要以祖國的大政策、大方向作為基礎，即我們的政策和未來發展方向，都要和內地『共進共贏』，這個『共進共贏』是我們過去一路發展而走過來的。未來一年充滿挑戰。但只要審時度勢，香港的發展，無論在經濟、社會和民生的方面，都有一個很好的機遇。」 唐英年期望透過未來五年的任期，發展新產業，促進經濟多元化，創造十萬個職位，這等於香港三個百分點的就業人口，令青年人、中產，以至中年人有新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 他說，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在過去十五年有一個磨合期。在回歸初期，用體溫來比喻，廣東「熱」的時候，香港「涼」了，而香港「熱」的時候，廣東就「涼」了。他說：「不過，在過去那幾年，曾蔭權任特首，我任政務司長，粵港合作是政務司長負責統籌。粵港的體溫互相影響融合，可以說體溫基本上是均衡的。」 唐英年認為，粵港合作在過去幾年，有很多大舉措，包括粵港框架協議，有很多先行先試。粵港之間也有不少重要基建順利推進，包括深港高速鐵路、港珠澳大橋和口岸、西部通道。粵港合作是香港和內地的互補合作的重中之重，而深港是粵港合作的重中之重。所以，透過基建合作，透過這些先行先試，最終的目的都是「共進共贏」。 他說：「為甚麼我覺得未來是一個黃金期呢，尤其是深港合作。深港合作是科技合作，空間特別大，因為香港在科學的基礎研究上有不少作為。但在技術上，深圳在量和質上都比香港大得多、高得多。所以我們能夠將基本研究變為技術，這就是深港合作最大的機遇。」 看一個領袖應該看往績。唐英年在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裏，在政府工作九年。零三年香港非典傳播令社會陷最低迷之際，他臨危受命，出掌財政司司長，著力推動由他出任工商科技局長時牽頭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內容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便利化三方面。在雙方努力下，當年十一黃金週，便有三十萬內地遊客透過自由行到香港，讓當時非典後氣氛很差的市場有了元氣。 他說：「當時我同（國家商務部）安民副部長不時接觸，在哪一方面想推進多些，在哪一方面遇到困難，可以先放在一邊。CEPA協議是開放式的協議，可以不斷豐富，不斷補充，不斷推出，重要的是『共進共贏』。CEPA不僅是對香港這一方有利，對於內地也有利，內地有好多開放措施，可以先在香港作實驗場，總結經驗，再決定是否對外開放。」 當財政司長轉虧為盈 透過唐英年務實的理財原則，特區政府的財赤由他接任財政司司長時的六百一十七億港元（約七十九億美元），短短四年間已轉虧為盈，離任這職位時盈餘高達五百八十六億港元；失業率也由高峰期的百分之八降至百分之三。 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香港安然度過，沒有出現像歐洲那樣的債務危機，這有賴香港過去累積的經驗，香港開始邁進關鍵的五年。唐英年說：「實幹、務實、有經驗是我的優勢，我們不能視領導職位為實踐場所，若無法抓著機遇，五年幌眼便過，香港便淪為輸家。」■ （毛瑩參與採訪錄音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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