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对重庆发展的三点建议
基于我对重庆的观察与思考，下面，我对重庆的发展提出的几个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建议用“新文明”来取代“唱红”。
我们应该对重庆的唱红运动做出一点反思。这是因为红色传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维持现有秩序的一个制度上的合法性的资源来源，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是和毛的晚年的错误分不开，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这个条件下，红色文化和文化革命当中极左思潮、和中国革命的红色传统同时分享了“红”这个符号。文革中的红海洋、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红卫兵、所谓红色恐怖万岁等等，都是在所谓的极左的红的下面搞的。如果说红的话，毛比刘少奇还要红，要唱红的话，就要落实到毛那里去。红色文化资源客观上是具有两重性的，这就是由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的。
其次，而且红色革命意识形态与文化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代表红的众多的概念当中，有着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定向的暗示性。要强调红色革命，肯定要强调阶级观念，而强调了阶级，就势必强调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一旦成为话语的中心，那么就自然引伸要“反对修正主义” 的问题，而“反对修正主义”就要反对“党内走资派”，就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于是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反修防修的应有之义。等等。如果我们党对红色文化不能做一个切割的话，笼统唱红，就等于在没有进行拨乱反正之前大谈“毛泽东思想一样”，尤其是让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不满的极左派趁势而起，社会上因改革中产生的两极分化现象而不满的群众与党内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里应外合，处于假死状态的极左的东西被激活、被唤醒。西化的民主颜色革命倒没有发生，反对改革开放的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却趁势而起了，这种前景并不是不可能的。
另外还有一点，唱红还会连带激活形式主义的东西，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的许多重庆本地人对我说，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层层加码，单位里动员，层层动员，搞形式主义，上班的也不上班，上班的时候唱歌，然后比赛。
如果没有划清红色传统与极左的“红色革命”的界线，有可能使得被时代否定的文革错误思潮在政治上获得合法化的机会。那就无异于为反对改革开放、力求复辟文革的人们提供了合法舞台，“唱红”就会变成了“唱左打改（革）”，文革思维与极左思潮与观念，将会借“唱红”而沉碴泛起。众所周知，现在有些鼓吹文革的网站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借力发力”的。如果我们不对“唱红”作科学切割的话，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左魔”就可能放出来。
因此，我想是不是可以用“健康的新文明”来代替红色文化，作为重庆文化建设的基本的主调，新文明要比红色文化具有更强的包容性，红不能代表新文明的全部特点，而新文明却能包含红色文化积极的精神遗产。
我认为新文明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和谐的精神，包容的精神，这是新文明所具有的特点，二是公民的责任精神，三是自由创新的精神。因此从和谐和包容精神角度来看，我觉得儒家文化当中有很多东西能够作为新文明的组成部分，责任精神，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为了打江山表现的那种时代的责任感，应该是重庆强调的红色文化中的重之中重。自由创新精神，我觉得在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化当中有大量的这方面的东西。让新文明这个更广阔的概念来包含红色文化中的优秀元素，比单纯唱红要全面一起，也更合理一些，逻辑上也顺畅一些。
二．通过发展公民社会来实现重庆模式的可持续性
这是我的第二点建议，我觉得重庆模式当中，政府强势介入了社会领域，固然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优势，但是这种功能替代可能抑制了本来就不发达的公民社会的发育，甚至使已经发展起来的公民文化也会退化，用全面渗透社会的强势政府来代替原先由公民社会来承担的一些社会功能，自主的公民社会与公民社团会越来越弱，久而久之，社会这个领域会完全退化于无形。打个比方说，一个小孩二三岁时，本来应该是学讲话、学走路的最佳时期，这时候的家长仍然是一切都包办代替，这样的后果是，孩子可能永远不会说话走路。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民社会，也正如同对待这个孩子一样，要鼓励他走路，鼓励他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思。
而且，单纯的强人政治是不可能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只有发展公民社会，才能保持重庆模式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公民社会的发展应该是重庆模式未来发展的目的，没有公民社会对国家的制衡，没有公民社会进行利益表达，没有公民社会作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进行沟通的一个桥梁，应该说是很难令一个社会摆脱目前的这种困境。
关于公民社会发展的方针方向，我曾经提出合作主义的方式，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展开。
三，要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总结重庆模式的经验
迄今为止，重庆基本上是用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用发展社会学、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自己的经验，在我看来，要概括重庆模式这样的新生事物，我们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是不够的，当人们运用陈旧的官方话语与过时的概念来表达重庆新的东西时，就会被左的那一套话语弄得不伦不类。许多领导人是经济技术专家出身，社会上能提供的理论就是左那一套务虚的理论，他们也只能按这种理论提供的思路来表达自己所做出的东西。比如说有一种观点说，资本主义又意味着两极分化，这就简单化了，我们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事实上，属于东亚模式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它们固然是资本主义，但他们的贫富差异程度，恰恰比我们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低，东亚资本主义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在世界各个国家是比较低的，社会财富的分配，相对比较平均。什么原因呢？东亚发展模式，就是凝聚型资本主义类型，此类国家的政府比较强势，土地改革搞得比较好，在现代化起步的初始阶段就有一个较好的起点，政府能有效参与产业政策的制定，国家可以运用它的转移支付能力，来维持社会的财富分配平均度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并避免了所谓的“苏丹化”和权力高度集中形成的腐败政权，这方面力度都非常之大。拉美模式等其他的各种模式确实有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两极分化的问题，但是这一点经验在党的意识形态语言中没有包括进去，所以自然就拿这个来说了，这个判断肯定是不全面的、意识形态化的。对于复杂的发展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意识形态理论来作简单的概括。
换一种说法，重庆模式的成功，并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强政治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凝聚性市场竞争机制”的成功。这样的新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更能解释重庆的新经验。
我们在理论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在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语言解释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用一种陈旧的理论来表述一些合理的东西，就会有捉襟见肘的问题。弄不好，还会误导自己的思维。会在意识形态的定向暗示作用下，用左的思维来指导我们解决矛盾的方向。那才是更糟的事。当重庆在宣传自己经济时借重于鼓吹“文革有理论“的毛左派理论家，让全国人误以为重庆在搞左，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重庆模式有很多经验，包括公租屋和打黑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新政治经济学、用社会科学的理论，通过对中国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非常平和地、客观地表达清楚。用左的理论言说来解释重庆，宣传重庆，实际上就在获得了极左派的支持的同时，却失去了改革开放中广大的受益者的信任，会引起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的人们普遍疑虑，疏离甚至反感。少数极左派说好，多数中产者与温和的改革派却产生疏离感，这样的政治成本未免太高了。没有与左划清界线的唱红运动，很有可能会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一小部分人鼓吹它，大部分人疏离它甚至怀疑它，这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国外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丰富我们对重庆模式的解释能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这个理论创新的担子应该落在我们许多学者与理论工作者的身上。这些天我接触了不少重庆学者，包括那些党校的学者，他们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人，思想并不保守，但是，如果没有新的语言来表述重庆的新事物，也会出现思维上的两难困境，更具体地说，一方面要保留唱红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红色革命传统远不能概括重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全部需要，于是不得不把并非是属于红色文化的东西也说成是红的，把红的外延加以展伸，把民俗与古典也算作红色的了，杜甫李白总不能硬说成是红吧。
对重庆模式未来走向的希望
重庆模式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道路上都可能会有暗礁与陷阱，要全面认识重庆发展，我在重庆三天的观察是远远不够的，我的所见所闻毕竟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与历史学者，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提出以后可能会出现倾向与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三点希望，供重庆各方面进一步参考。
第一个希望是，强人政治不要被滥用，强人政治会不会出现专权主义的灾难？众所周知，威权性的强人政治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当政者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贯彻能力，提高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加速经济发展进程，但权力不受约束是强人政治得以实施的前提，而权力不受约束则很难保证权力的合理使用，也很难避免某些当权者在权力不受到有效制衡的情况下受人性的幽暗面的支配而滥用权力。
第二个希望是，政府理性不要有被滥用的危险。政府理性同样是有局限性的，政府的理性与个人的理性一样，有发生“理性僭妄症”的可能性，例如土地换户口，让大批农民成为城市工人，这本是重庆实现大规模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政府可以自认为想得很周全，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全球经济大环境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出现萧条，重庆向外型工厂（例如生产惠普笔记本电脑的工厂）没有了定单，作为新重庆人的原农民工，既无法再回到农村去，在城市又没有工作，这会不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人类历史上看，过于相信政府的理性工程，很容易把大计划变成乌托邦工程，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而这种理性工程灾难是政府原先理性思维中难以估算到的。
第三个希望是，重庆模式不要走向形式主义，重庆模式的最鲜明特点是以的强人政治与强政府为基础的“督责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就是运用政府权威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由于自治的多元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文化的先天缺乏，由于“大三线”建设的历史传统与思维方式的历史积淀，重庆这些历史文化与社会因素，具有极强的动员性政治文化的特质。所有这些因素迭加起来，很容易激活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现象，那就是动员式的、层层加码的形式主义与攀比之风，从“唱红”、“唱读讲传”、“打黑”，都出现过这种现象。这一点是不容讳言的。一旦形成前浪逐后浪的攀比追逐风气，弱小的社会根本缺乏制衡之力来应对白热化的运动狂热。共和国历史上的合作化运动，大跃进、文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灾难的深渊的。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从共和国的历史教训中学到教训。如君不信，那就看看重庆当下各网站上确实有同质化的、舆论一律的、八股式的对“读唱讲传”的宣传，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值得重庆方面认真考虑的问题。
总结：从新权威主义阶段观看中国发展的路径
后发展的大型国家权力集中的政府的国家干预，如果和务实理性相结合，用一位国外政治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可以形成一种“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但是国家一旦变成“主义”，带有很大的危险，要防止国家变成主义，变成国家主义，我想更需要的是强政府以外的一个强社会，强政府和强社会的结合我认为才能为中国未来提供一个美好的前景。
从我多年来对新权威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理解来说，我认为，中国当代的新权威主义从旧体制向现代文明与民主体制的转型，从功能上大体上可以归纳五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权力转向改革开放派手中，实现政治稳定下的经济起步，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与经济发展，第三阶段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民生建设与发展公民社会，第四阶段主要目标，则是实现宪政民主。
如果以此为尺度，我们大体上可以说，邓小平拨乱反正，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目标，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到了江泽民时代，中国大体上实现了第二阶段的目标，到了在胡锦涛时代，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主要是是搞民生建设，重庆模式在民生方面的努力，在民生建设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作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我认为，到了习近平时代，我希望在公民社会的建设方面，在民生建设方面能迈出更大的步伐，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要说的一句话是，祝愿重庆走得更为稳健、取得更大的成功，尤其在探索民主法制新路方面，能领全国风气之先。
作者:萧功秦，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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