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红色样板”过去一两年在中国舆论界引起异常激烈的争议。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去改善社会治安与民生，重庆因此被左派热烈评价为“恢复了共产党的道德形象”；相反，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所谓的“重庆模式”流露出强烈反感。
重庆特稿
广东重庆系列
“到下面去，跟贫苦地区的老百姓在一起，我很受震动。”
山城重庆某机关里，中共干部在受访之余，谈起他到偏远地区与基层民众“结穷亲”的经历，他需要转换两种交通工具才到得了他们的住处；他感慨建国多年后，山区居民还那么穷，他的“穷亲”家有残疾老人，依靠救济也只能勉强度日。
谈话的主题是2009年底以来，重庆在中共市委书记薄熙来领导下开展的“三进三同”活动。所谓“三进”就是要求中共机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三同”指的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对于早已摆脱穷困，久居城市的干部来说，“三同”可能是苦不堪言的事情。但是推崇中共传统作风的重庆市领导层称，这样才能让共产党员重拾“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重建干部与民众的“鱼水情”。
以强制性行政命令推行的“三进三同”于是浩浩荡荡地在全市铺开，2010年市委明文规定，所有干部每年要“三进三同”7天，新任公务员与新提任领导的时间更长，要一个月，“三进三同”的效果要纳入干部考核指标。在活动启动初期，有的区县还聘请大学生担任调查员，晚上给农户家打电话，要求与干部通电话检查他们是否“同住”。
重庆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已经有20万干部与80万穷人结了“穷亲”。据说，一般干部不敢逃逸，因为有干部被发现然后受到处分的先例，当然是否还有人逃避又没被发现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个年轻干部说，他去年下乡帮“穷亲”挖了几天番薯。不过，农民一般不大好意思让客人干活，所以干部到基层，能做的是帮助农民想致富点子、解决生活困难，介绍医生治病等。去一次也不能空手，总要准备五六百元（人民币，约100至120新元）礼品。
我看着谈话的对象们，想象这些实地体验给他们带来的触动；但脑海里同时浮现更多问题：倘若不知道我的记者身份，“很受震动”是否还是他们回答的全部？此外，是在怎么样的强人统治下，才能动员几十万干部年年下乡体验基层生活，还包括接受有关的经济负担？铁腕治吏能奏效吗？
在今日，继续使用带革命年代色彩的“上山下乡”来修正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缺乏群众感情”的问题，能奏效吗？
事实上，这几年来强势领导一直是重庆的特点。除了争议激烈的“铁腕打黑”以外，针对薄熙来整顿干部队伍的高强度，也有人称为“铁腕治吏”。
“三进三同”其实是重庆市委为组织干部联系群众而制定的“三项活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之一；此外还有从2008年开始的“三项制度”（村、社区书记每周接访；村、社区党组织成员每年两次走访群众家庭；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重庆市委对这些政策的效果很有信心，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制度对于解决群众问题发挥了实效。2010年，全市群众信访总量与2007年前相比下降43.2%。
对重庆领导人而言，这几年的经营除了换来地方经济发展，治下民众满意度提高，更突出的成绩是大概取得了宣传效益。结合“打黑”、“唱红”、宣传红色革命文化与主流价值观、动员干部下乡联系群众，也包括招商引资、大建公租房等具体措施，重庆抓紧在几年时间里，系统建立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红色形象”。
“他就是要整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样板。”不少知识分子这样评论。
这个“红色样板”过去一两年里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议。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去改善社会治安与民生，重庆因此被左派热烈评价为“恢复了共产党的道德形象”，在中国社会西化，中共传统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力快速减弱的背景下，重庆一枝独秀的做法让左派知识分子看到了重大期望；与之相反，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所谓的“重庆模式”流露出强烈反感。
对于外界的批评声，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颇不以为然，也有些愤愤不平。
他受访时强调，不需要将重庆与其他地方对立起来，重庆与广东、天津、上海等地一样，都是中共“科学发展观”的地区实践模式，差别只是“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特征要更鲜明一些。”
他说，重庆模式把中共的指导思想提得非常鲜明，强调马列主义、中共原领导人毛、邓、江的思想与现任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此外，还包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也汲取了西方的科学、民主、法治精神。
至于外界指“重庆模式”是文革复辟，苏伟反驳说，反对者有些是不了解情况；另一些是别有用心，希望中国放弃原来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走上前苏联的解体道路。
北京观察人士：
红色只是一件衣服
不过，论争双方又似乎是各说各话，顾左右而言他。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真正的纠结点不是“唱红”，而在政治人物动机。
在北京，有观察人士直接批评：“唱红完全是策略，根本不是他（薄熙来）的本意，如果是本意他会把儿子弄到英国去？开好车，跟外国小女孩玩？红色只是一件衣服，随时可以脱去，真正的本质就是专制、人治。”打着弘扬革命的外衣，行人治之实，自由派知识分子称，这是“文革”教训的真谛。
当然，在政治领域里，动机不是容易说清的事。在重庆，普通民众对政策没有太大不满意，不少人享受到了实惠，“唱红”与否，市场经济的大潮已不可逆转。干部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比较苦闷，前者是因为在强势领导下工作压力大增；后者是出于对执政理念的不认同，但是他们也有应对方法。
“熬到十八大呗。”重庆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心里自有一本账。今年秋天中共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62岁的薄熙来不是晋升、更上层楼位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在竞争中受挫，那也不会久留于重庆，预料会转到全国人大、政协担任二线职务。
一名重庆学者做出上述分析。按照他的说法，“十八大”对重庆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显得充满了意义与期待值。
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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