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異常動盪，當時恐怕很少人預料得到，中國會躍升成今日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在國際事務上與美國分庭抗禮。中國作家查建英的第二本英文書《Tide Players》，試圖藉由速寫一群處在時代浪尖上的“弄潮兒”，描繪中國巨大變遷的過程，同時對中國的問題進行反思。
英文寫作比較自由
《Tide Players》可說是查建英第一本英文書《China Pop》的續篇。《China Pop》以文集的形式寫成，為一系列關於中國89年後文化變遷與轉型的篇章，結合長篇新聞報導與小說風格，使得全書不僅易讀，也具有深入的分析，該書於1995年出版後獲得良好的反響，尤其是受到美國的中國觀察家的好評，大學裡教授當代中國的課程中，亦經常使用這本書。因此，查建英在接受《明鏡月刊》專訪時表示，美國出版社不斷希望她動筆寫續集。
只是，《China Pop》之後，查建英隨丈夫遷居美國休士頓工作，女兒出生後旅行變得不便，直到2003年，查建英獲得古根漢姆研究資金，也發覺在美國和中國間來回穿梭太困難，於是決定帶著女兒搬回北京，專心寫作，也讓女兒學習漢語。回到北京後，查建英參與了《樂》雜誌80年代重要人物的專題企劃，因此擱下《China Pop》續篇的寫作計畫，先轉成中文寫作，並在2006年出版了《八十年代訪談錄》一書。
不過，查建英也發覺用中文寫作有其限制。“比如《八十年代訪談錄》，有一些仍是敏感題材人物，只好部分刪節，或繞著寫，英文寫作就沒有這個限制。”雖然英文是查建英的第二語言，但有中文寫作沒有的自由，這是她決定撰寫《Tide Players》的第一個原因。
此外，查建英還有比一般人更獨特的視角。美國的“中國通”林培瑞（Perry Link）便指出，用英文寫當代中國的作家中，沒人在對雙語和雙重文化的理解上勝過查建英。在北京生長的查建英，是文革后恢復高考北京大學中文系招收的首屆學生，之後前往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深造，取得英語文學碩士之後，再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比較文學碩士。1987年，查建英回到北京，為《紐約時報》北京分社工作，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查建英再度前往美國，並在婚後仍經常在中美間往返。
查建英對《明鏡月刊》表示，自80年代以來“一半住中國、一半住美國”的生活，讓她經常在兩種語境之間來回轉換。“這邊的媒體仍流於大角度、概括式地描述中國的變化，或完全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而身為中國人，又在美國居住將近20年的查建英，認為自己在看中國時，既是在其中、又像旁觀者；既有認同感、又能冷靜看待事物，加上熟悉西方讀者對中國的成見或誤解，因此以英文寫作，可讓西方讀者更深入貼切地理解當今中國快速與巨大變化下的複雜現實。
抓住機會、與時俱進的弄潮兒
《Tide Players》分兩部分，第一部份講述了企業家的故事，包括了在甘肅農村長大的地產富商潘石屹和張欣夫婦，出版家、文革時的赤腳醫生孫立哲，極力為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槍斃的母親洗刷冤屈的家電業大亨張大中；第二部分則是知識分子的故事，有北大經濟學家張維迎、作家王蒙，以及查建英的哥哥——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查建國。
查建英對《明鏡月刊》表示，她不希望以日報的形式撰寫文章，簡單做一、兩個採訪就下筆，因此花了較長的時間與受訪者接觸，其中有些人還逐漸成為了朋友。“我會放一段時間，積攢很多材料（才動筆）。”
而原本在查建英名單上的受訪人，比《Tide Players》介紹的人物還要多得多。查建英指出，最後只收錄這幾個人的原因，可從書的副標題“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China”看出。“中國發生這麼大的變化，有這麼多的角度，所以話題是說不完的，但是什麼使得中國在短短20、30年內產生巨大的變化？我認為核心是人。”因此，查建英以人物來結篇，而非事件，書中每一個人物都經歷了幾個時代的轉變，從毛時代的文革、改革開放，到如今的中國崛起。查建英說，在這一代人的身上，可以找到很多答案。
“我希望在一本書的幅度裡，將歷史縱深感、重要的社會話題、複雜多面的人性都帶進去，既寫出時代氛圍，也刻畫個人性格命運。”查建英對《明鏡月刊》說，中國這樣一個古老文明，在西方人看來停滯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好像突然爆發能量，讓西方人覺得震驚。她希望讓英文讀者通過讀一組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以親臨現場的感覺，瞭解中國正在重新出發、逐漸走向多元，出現各種各樣的人物和命運，並且以小見大，從人物的背景和時間幅度看出整個中國社會的樣貌、對現在中國的問題有更深層的思考。
《Tide Players》也收錄了3篇曾發表於《紐約客》雜誌上的文章，雖然都已是當期雜誌最長的文章，但當初仍舊礙於雜誌篇幅，無法完整發表，藉由《Tide Players》的出版，這些文章也得以“真面目”見人。“現在的媒體越來越短、平、快，所以我非常感謝《紐約客》，在世界級的雜誌中，它幾乎屬於碩果僅存：至今長年保持著100多萬的發行量，仍然這樣優雅和講究文體，還能在其中發表我這種洋洋灑灑的長文！”
而“Tide Players”，亦即“弄潮兒”，查建英定義為“在急速變化的歷史大潮當中，對機會有非常敏銳的嗅覺，也敢於抓住機會，與時俱進，能重新創造自己的人”，這些人在改變自己命運的同時，也影響了整個社會的變遷，不論是文革中的紅衛兵、房地產富豪、背上政治黑鍋者，都突然在新時代裡變成另一種人物，因此這些人身上，具有當代中國人許多重要的素質。
“雖然這些人都是弄潮兒，但他們的命運相差很大。”查建英對《明鏡月刊》說，弄潮兒中，有的可能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有的是失敗者，但他們都有存在的價值。查建英舉了其中一篇反響特別大的文章，寫的是自己的哥哥查建國。“他參與中國民主黨，被判刑9年，在文章發表前，很少人知道他，但像他們這樣的人，也是推動中國社會改變的重要力量，他們人數很少、被邊緣化，但他們的行動和存在照樣有價值。”
作家最重要的出發點：真實
《Tide Players》中描寫的人物，相對來說較有成就，也比較富裕，故事的場景也集中在北京。查建英解釋，會把重點放在企業家與知識份子，與她的生活背景有關。出生知識分子家庭的查建英，文革時曾在農村生活了1年，當時就讀的中學裡，大多數是工人子弟，她的幾個好朋友後來都沒上大學，而是當了工人，就是在查建英原先的採訪中，其實也包括了下崗女工，但查建英最後決定，還是應該寫自己最熟悉的題材。
“我覺得還是要有個聚焦點，下崗工人、農民，或是環境污染、社會問題，都已經很多人寫，也是西方報導中長期不斷的話題， 我沒寫農民，因為我在農村只生活了1年，還只是北京郊區的農村，而且我在北京生長，周圍朋友知識分子較多，近年與企業家打交道也比較多。”查建英對《明鏡月刊》表示，並非企業家與知識分子以外的人物不重要，而是並非她所擅長的領域。
“我也希望傳達一個社會的cutting edge在哪，雖然他們人數少，但他們居於領導位置，有時從這些菁英人物的身上，可感受到國家會朝哪個方向走。” 查建英說。
查建英2007年時在《紐約客》上發表的《國家公敵》（Enemy of the State），主角為哥哥查建國。查建英從探哥哥的監說起，以富有感情又帶著冷靜的筆調，描繪了查建國的成長過程與異議人士的處境。文章一出獲得各方好評，網友也很快地譯出了中文版，讓更多人見到查建國的故事。
查建英對《明鏡》表示，收錄在《Tide Players》中的此篇，比《紐約客》上的要長，也補充了查建國出獄後的生活，但她對查建國與其他異議分子的看法以及他們在中國改革當中的作用一如既往。“他（查建國）在2008年夏天出來，正好是奧運會，他與後來盯著他的警察的關係，其實都很友好，他們也只是在執行任務，這些人幫我哥哥買東西、安電器，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只是這些細節不能證明制度上有了根本的改變，大陸的政治犯問題仍很尖銳，不過與毛時代的殘酷相比，已經是巨大的改變。”
在另一篇《國家公僕》（Servant of the State）中，查建英仍以這樣的客觀角度描繪王蒙。2010年首發於《紐約客》的《國家公僕》，在收錄到書中時，份量多了一倍。查建英指出，王蒙被許多異議分子或激烈的自由派視為體制內的滑頭權貴，也有人認為他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為中國共產黨做辯護，並且向來回避尖銳的政治問題。但在查建英的評價中，王蒙一代人擁有相當不一樣的經驗，其信仰在早期就已形成，他在體制當中也受了非常多磨難；80年代當上文化部長後，王蒙以自己的開明方式推動改革，“六四”後他是唯一沒有去探望在鎮壓學生中受傷的解放軍士兵的部長，並因此下台。“我認為他是體制內的改良派，他有自己對國情的理解和行為底線。你不能強求所有人都做我哥哥這樣的事，所以我對他是充滿理解和同情的。”
查建英說，她這樣的看法或許在一些異議分子看來不太舒服，甚至在文章發表前就已知道會引發爭議，但她仍希望以客觀、真實的角度對待這些人物。“作為一個作家，除了講究文筆外，最重要的出發點就是真實，我不想先下一個道德判斷，或從政治正確的角度來曲解一個人物。”
目前《Tide Players》仍只有英文版，查建英對《明鏡》說，書中有些章節，除非大量刪節，否則不太可能在大陸發表。如果要出的話，可能只是繁體字版。至於下一本書，查建英肯定會回頭以中文寫作，“我一直很期待為英文書劃下句號後，開始為中文讀者寫書，但具體寫什麼，現在還在構思階段。”（《明鏡月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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