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监督人大代表？

按着常理，选民选人大代表，选民、公民就能监督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代表选民、公民去监督官员。可中国的人并没有按着常理来，选民不能选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不能监督官员，何况人大代表自己就是官员。人大代表监督官员，就等于人大代表监督自己，自己监督自己，这就把政治行为被迫变成伦理行为了，即廉洁自律。

　　这其中的理论来源就是马克思的《论法兰西内战》，且不说当时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七十二天，所发生的事件有无普遍性尚存有疑问，就是没有疑问，把这一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放在常态中，也是一个难以实行的事。巴黎公社其中的一条也是众所周知，那就是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采取了议行合一的原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既可以当代表，也可以当行政官员，这样有行政效率。如果细看，马克思在描述了巴黎公社的做法之后才说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议会和行政相统一，这个应当，就有应然的意思，只是这个应然，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实然。这种实然也省去了好多前提，要知道，巴黎公社可是分派别的，多党制的。而多党制一直是马克思的主张，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政党，就是一个复数，就是多党制，在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不是一个，就是报纸也是多个。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议行合一，那么得有多党制、多媒制、言论自由作为支撑。巴黎公社失败了，也意味着当时的议行合一失败了，多党制失败了，多媒制失败了。失败的是历史，失败了也可以从头再来，失败了也可以重新试，不能说一次败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重新试的机会，自然科学可以成百上千次试验，社会科学也可以进行试验，只是不能以牺牲生命、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

　　社会主义国家把议行合一进行了重新试验，却没有把多党制、多媒制、新闻自由拿过来一起用，结果议行合一变成了专制体制的一部分，这以苏联为代表。议行合一的前提是普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人民管理。没有普选，人民管理的发展方向就是一句空话。普选就是一人一张选票，没有选票，就没有普选。普选和巴黎公社的竞选联结为一体，虽然失败了，却也死得轰轰烈烈，名垂史册。台湾现在的竞选普选和素质没有什么关系，和权利有关系，有选票有关系。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有什么素质?台湾人民有什么素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共产党区的老百姓有什么素质?选票一拿，权利一实现，民主也就来了。普选来了，竞选来了，民主也就来了，监督也就来了。没有普选，哪来的监督，没有普选就是有监督也是空的。虽然巴黎公社存在七十二天，但因为是普选，巴黎公社也就有了重新提炼的价值。巴黎公社的代表有人民监督，监督得很彻底，代表可以随时撤换，工资和普通人的工资也一样。随时撤换的监督，只有普选才能做得到。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照搬苏联政治体制的国家，苏联只有议行合一，中国只有议行合一。和苏联一样，普选没到，议行合一就已经定型，议行合一好的东西没有学来，就是马克思认为议会里的坏处也没有学来，坏处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议会的清谈馆，这种清谈馆，实际上是议会在议的监督职能，监督行政职能，由于中国的人大代表没有专职化，清谈馆的监督职能也不存在。现在的人大代表有百分之七十是官员，还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在没有普选的前提下，谁来监督官员?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如何说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文化教育事业都是一句空话。

　　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还要不要扛？如果扛，人民就能监督代表。如果扛，就要扛到底，扛到底就把马克思的政治观拿过来把理论转化为实践。马克思的政治主张非常简单，政治上民主自由，普选竞选不分，政党共存竞争，多媒制保障言论自由。如果这个大旗扛下去，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注入了合法性。有人说马克思是革命论，革命论只是其中的一面，马克思还有建设论，革命之后的建设就是把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搬过来给无产阶级用，民主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主要是保障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保障一部分人的自由，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共同体，就是包括所有人。马克思就是有议行合一的思想，只要有普选，有竞争，有辩论，有多媒制，即使一个人一官二任，官员代表也横行不到哪里去。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不要搞？如果搞，议行合一也能监督代表，尤其是官员代表。现在有一批人，主张中国模式论，这实质就是主张政治体制不再搞了，模式已经形成了，政治体制就没有再改的必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证明这种模式是成功的。还有人把广东概括为广东模式，把重庆定义为重庆模式，这两个模式都是人治模式，人治模式具有不同特点而已，其实质还是强人政治、人治政治的实验，模式还谈不上。无论是中国模式论，还是广东模式论，重庆模式论，都不是模式，都是一种人治的试验，而不是法治的实践，现代宪政民主的实践，这种模式无非是政治专制、经济权贵市场、文化权力支配愚氓，社会低保障维稳和谐。这种体制产生代表，但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被代表。人民对代表们的事不知道，代表们在大墙里决策，大墙外的人只收到代表从墙里扔出来的政策、产品，却不知道大墙里面的代表是如何运作的。代表不在阳光下运作，代表又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如何监督代表们的言与行呢?只要政治体制不改革，人民就监督不了人民代表，让人民监督代表或者流于形式，或者被打压，被跨省，被关于黑监狱，被失踪，被出国。人治的体制只有官员代表监督人民，而不可能是人民监督官员代表。

　　第三，政治家到底有没有大历史的担当？如果有担当，政治家就要进行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就会有底层支持，否则就会底线失守，顶层派系林立，丛林法则就会不请自来。中国不缺政客，但中国缺政治家。中国不缺少经济政治家，但缺少伟大的政治政治家。中国的经济，不用主动去发展，让其顺其自然就好，经济政治家的能力就是让其经济回到本来面目，按着哈耶克的说法就是经济有其自生自发秩序。但如华盛顿那样的伟大的政治政治家还没有出现过，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政治家有人说过，但没有做过，那就是孙中山，因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孙中山也强调效忠，不过孙中山还是给中国留下了一大笔政治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已经在台湾开花结硕果的宪政民主。目前，中国已经走上了关键路口，走上政治的十字街头，一头是民主，一头是专制，专制倒台如多米诺骨牌，是主动选择民主还是被动选择民主已经摆在政治家的案前。政治政治家能否出现取决于政治家的历史担当和政治决策。

　　第四，社会到底能不能自治?自治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自治，民主也会成为空中楼阁，所谓地基不牢，地动山摇，没有自治，公民没有自治经验，人民监督代表也就成了一个政治难题，有了自治经验的公民，才会有政治监督的能力。在封建社会，皇帝管得并不多，县以下基本自治。在毛泽东时代，连队设党支部，排设党小组。建国后，毛泽东把这种军事体制搬到常态的社会中来，使县以下的自治失去了可能性，形成了对全社会严密布控的体制，就是有点想法，还得向党汇报，唱支山歌还得给党听，党本来是一个政治概念，也变成了一个伦理概念，党也成了妈妈。可妈妈管得太多，公民就失去了自治能力，失去了自主能力，一切都听党的，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公民就是选举了代表，也不会监督代表，最终是党管人民代表，组织部管人民代表，人民管不了人民代表。

　　第五，议行合一有没有分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议行合一必须有普选等一系列制度，人大代表才能受到监督，人大代表才能监督官员。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代表可以监督官员，人民可以监督代表。从顶层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就是分立的，如果各级地方政府都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一样，权力是分立的，如果再能把分立的制度细化起来，运行起来，是可以起到互相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不分立，人大代表不但不能监督自己，还会助长权力滥用、权力腐败。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和法律、修改宪法和法律，还会把官员意志变成法律意志，使宪法和法律成为权力滥用和腐败的保护伞。

　　总之，在现有体制下，谁也不能监督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也无法监督官员。要监督人大代表，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人大代表的普选。

作者：木然，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