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压身》[法] 帕斯卡·布鲁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01年9月24日出版的《纽约客》，刊登了几位名家写的命题作文。这些短文每篇七百字上下，谈论的都是刚刚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作家们有表达义愤的，也有表达悲悼之情的，只有苏珊·桑塔格一如既往，猛烈批判了一番。她批判的不是炸毁世贸中心双塔的劫机者，而是“公共人物和电视评论员在沿街叫卖的伪善的胡扯和十足的欺骗”。据桑塔格说，这些骗子信誓旦旦地告诉大众，这场袭击的对象是“文明”、“自由”、“人类”和“自由世界”。但是桑塔格却认为，攻击的目标并没有那么崇高，不过是当今世界上自以为是的超级霸权，而袭击的原因则是美国特定的联盟和军事外交政策。这篇短文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桑塔格的火力虽然集中在美国官方和媒体所谓的“伪善、欺瞒的修辞”，但让美国大众愤怒的是，三千多位罹难者尸骨未寒，谁让你批评自己的国家来着？
这种不合时宜的批判并不少见。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后来这样评论“9·11”事件：“是体制本身创造了这场残酷报复行动的客观条件。它把所有的牌抓在自己手上，迫使他者改变了游戏规则……以恐怖对付恐怖，这一切背后不复有任何意识形态。”这里的所谓“体制”就指美国，或者广义的西方，而“他者”自然就是基地组织。四年之后，2005年7月，伦敦发生了炸弹袭击，将近六十位平民死亡。第二天，法国《巴黎人》（Le Parisien）日报的头版标题为《基地组织惩罚伦敦》，立场和语气都让英国人大为光火。而当时的伦敦市长接受采访时，竟然也胳膊肘往外拐，说：“如果西方政权在一战之后，让阿拉伯国家自己管理自己，那么现在恐怕就不会出现自杀式炸弹袭击了。”（这段中的例子全部引自下面要评论的书。）
如果场景换成中国，这些为西方的敌人而辩护的西方人，早就会获赠叛徒、汉奸的称号，早就会被网上的口水所汇成的汪洋大海彻底淹没。恐怖分子炸了你家高楼，杀了你家百姓，依常理，你抚尸恸哭都还来不及。可是偏偏就有这样讨厌的知识分子，硝烟尚未散尽，瓦砾还没清理，便已经积极主动地自我检讨起来了。在不恰当的时间，作不恰当的自我批评，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被法国作家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称为西方的“自我鞭挞”（self-flagellation）。
过度忏悔
布鲁克纳在2006年出版一书，书名按照法文硬译，大约可译为《悔罪之暴政：试论西方的受虐癖》（La tyrannie de la pénitence: essai sur le masochisme occidental）。这部书在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了英译本，英文标题就直译为：The Tyranny of Guilt: An Essay on Western Masochism。单看这题目，颇为抢眼和香艳。有悔罪（自然也就先有犯罪），有暴政，又有受虐。但论题本身其实非常严肃。标题中的tyranny一词代表独裁专制，在书中特指西方知识界不停地忏悔，像着了魔、得了强迫症一样，要没日没夜地谴责自己、批判自己、凌虐自己。正因如此，新闻记者出身的布鲁克纳要故意使用让人呼吸急促的“受虐”一字。
西方究竟在谴责自己什么？具体说来，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像中世纪苦修的修士一样鞭挞自己呢？布鲁克纳说，答案显而易见，原因就是过去五百年间西方对西方之外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从导致上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奴隶贸易，到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从鸦片战争，到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文艺复兴之后走向强盛的欧罗巴，在他们“大国崛起”的进程中，牺牲的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及千百万人的性命。布鲁克纳说，二战之后，欧美有识之士便不断反省、自责，不断为这种强国的原罪而忏悔。即使殖民时代已经终结，亚非拉人民已纷纷独立，西方政府已经有选择地向过去的殖民地道歉，但左翼知识分子仍旧在持续地反躬自省，仍旧沉迷于自我惩罚当中。
如果这部书要谈西方的悔恨，那么作者在政治上要算正确得不能再正确了。但是，布鲁克纳和桑塔格一个样，都故意要触知识界的逆鳞。他要写的恰恰是一部非常“反动”、政治上彻底不正确的书。西方这种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悔恨，正是他要口诛笔伐的。在他看来，欧洲早已是忏悔的好榜样、道歉的急先锋了。欧洲为了展示懊悔的诚意，几乎可算是三日一道歉，五日一鞠躬，并且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如今，歉也道了，错也认了，悔也忏了，罪也谢了，历史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欧洲应该挺起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但是，作者发现，在悔罪中沉溺太久的欧洲，已经患上了不可救药的自虐症。不仅仅第三世界的贫困和落后，而且世界上所有的麻烦、问题、冲突和罪责，欧洲左派知识分子都大包大揽，一古脑担在自己肩上。这种负罪感一旦深植于人们的无意识，按照精神分析的心灵戏法，悔罪者便会渐渐迷恋自己的负罪感，将自己迅速变为职业受害者，不仅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罪与罚，更千方百计为自己想象、编织出更多的罪责。作者为欧洲人的心理病变作出了诊断，病症就是：越负疚，越快乐；不道歉，不舒服。结果，负疚感如同专制的暴君一般牢牢控制所有人，让所有人在自责中达到自虐的快乐。这就是本书标题的含义。
懦弱的欧洲
如果只是单纯自虐，还不打紧。作者为西方把脉之后，发现这种负疚的游戏已产生了严重后果——欧洲已经偏瘫，丧失了行动能力，特别是匡扶正义、干预世界的政治行动能力。打个比方，比如你闻听得卢旺达发生了种族屠杀，不免心急如焚，急忙勒兵前去阻止胡图族人砍图西族人。但你尚未出城，早有过去被你欺负过的大国、小国堵在城门口。大家齐心协力，对你指指点点，历数过去五百年间你犯下的罪行，警告你忏悔期仍未结束，还鄙视你的轻举妄动。过去的罪孽压在你身上，你只好灰头土脸地退回禁闭室，把自己继续浸泡在悔恨的药液中。
布鲁克纳要做的，就是要给欧洲吹响行动的号角。他在书中不断高喊：西方已经厌倦了悔恨，听腻了忏悔！过去的罪孽不应该永远捆缚住我们的手脚，遏制我们正义的行动。布鲁克纳号召欧洲从忏悔室、禁闭室里勇敢地走出来，恢复行动的自由、干预的自由、伸张正义的自由。他在全书开篇，就用先知般的语调，发出了这样的旷野呼声：
西方永远负罪，因此悔过的责任禁止西方阵营去评判、抗击其他制度、其他国家、其他宗教。我们往昔的罪行迫使我们闭嘴。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保持沉默。其次，悔过的责任给那些悔罪的人带来拯救的安慰，以为克制和中立就会给我们带来救赎。不要再参与，不要再卷入当前的事务，唯有一个例外：从前我们压迫过的，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持。（第3页）
作者对欧洲的前景非常担心，因为他感觉，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非洲、亚洲、近东、全世界都在欧洲门前叩关，他们都想趁欧罗巴在羞耻和自我仇恨中沉溺之时，在欧洲占一席之地”。（第4页）
还是在全书开篇，作者已然指出，西方已分化成“好西方”和“坏西方”。前者指谦退、不言不语的欧洲，后者自然就指干预一切、插手一切的美国。到了全书最后一章，作者不无嫉恨地将欧洲和美国再次作了对比。他说，欧洲处理国际事务时，满脑子理想主义。过度的反思和悔恨，已让这块旧大陆丧失了行动能力和冒险精神。而美国则不然：负罪、忏悔没有演变为全民运动，只局限于某些校园和民主党左派，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美国冒险、干预的国策。如果我们用拟人法，那么欧洲像一位稳重的老人，不断以内省和反思来折磨自己，因而变得优柔寡断。而美国仍然是精力旺盛的小青年，不断出击，不断生事，他最关心的不是正义，而是自己的权益。布鲁克纳用更加简洁的语言加以概括：“美国伸张自己的权利，欧洲则检讨自己；美国说：我要；欧洲问：我是谁？”（199页）
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难预测：欧洲无穷的悔恨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现在当务之急是破茧而出，恢复活力和信心，和美国紧密协作，彻底摆脱销蚀自己活力的悔恨和检讨。布鲁克纳开出了一份非常辩证的药方：“以欧洲的清醒制衡美国的热情，以美国的活力制衡欧洲的理性。”（217页）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美国悠着点儿，欧洲猛一点儿。
《罪孽压身》这本书有理论探讨，又有时政分析，文采飞扬，宛如一部哲学诗。这里面有后殖民，有弗洛伊德，有尼采，有国际政治，满篇飘洒着法国式的格言警句。批评理论和时政评论水乳交融，文字又酣畅淋漓，这样的书实不多见。作者不满意看到一个谦退、谦卑，在忏悔室里虚度时光的欧洲，所以《罪孽压身》实际上是为欧洲唱的一曲哀歌。它悲悼的是那个谨小慎微、纤细敏感的欧洲，呼唤一个肌肉发达、孔武有力的新欧洲。
自我治愈
对一部政治如此不正确的书，要作出政治正确的回应，实在太容易、也太廉价了。作为一名中国读者，我的读后感会更加复杂。首先，我觉得作者刺耳的呐喊自有他的道理。从前的大户人家，如今家道中落，还免不了牢骚满腹，更何况从前的世界霸主，现在眼见着从统治的高位滑落，表达怨艾、自责，就算夸张些，也都在情理之中。抱怨是人家的权利，中国可以不高兴，欧洲自然也可以不高兴。作为旁观者，我甚至不厚道地希望多听到这样的怨怒之声，至少更能让人相信世界格局正发生实质的变化。作者为2010年的英译本写了一个跋，里面对欧洲衰落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西方长期的霸主地位始自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新大陆得以延续，如今这个地位已经终结。正在开启的历史，我们不再是唯一的玩家，这历史也不再听凭我们的摆布。”（223页）作者对欧洲的疲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欧洲究竟有多不幸，如何计算欧洲的不幸，欧洲的“悔恨强迫症”和其他前殖民地国家的不幸摆在一起应如何计量，这些当由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和战略专家作更深入的研究。我更感兴趣的是布鲁克纳提出的两个比较宽泛的论点，姑且称之为“自我治愈”和“共同忏悔”，想在这里提出来稍作讨论。
所谓“自我治愈”，是作者为欧洲所作的一项主要辩护。首先，作者坦承欧洲在历史上制造过种种灾难，这是他光明磊落的地方。但是，作者还强调，欧洲虽然犯了错、犯了罪，但没有一走了之，反而从自身当中孕育出补救的手段。就拿贩奴来说，“欧洲建立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但它也产生了废奴主义，并且先于其他国家结束了奴隶制。欧洲犯下了最可耻的罪行，但也赋予自己消除罪行的手段”（第28-29页）。作者随即打了一个奇怪的比方：“欧洲就像一个狱卒，把你投入监狱，还把打开监狱的钥匙塞给你。它既给世界带来专制，也带来解放。它派遣士兵、商贾和传教士去征服和剥削遥远的异国，但它也发明了一种人类学（an anthropology），提供从他人眼光观察自己的方法，在我中看到他，在他中看到我……”（第29页）这里的逻辑就很有些古怪。把钥匙悄然塞给囚犯，固然显示捕快知错就改、尚有悔悟之心，可凭什么要先抓人家下狱呢？按照我未经反思的朴素理解，要检讨的恐怕应当是先抓人这件事的原委。武力征服、通商、传教，这其间所牵扯的一系列灾难，仅仅用观察不同文化、深化自我理解，还不能如此轻巧地抵消掉。
作者之意，在于指出“反西方主义”（anti-Occidentalism）是从蒙田一直延续到萨特的欧洲传统（第9页）。换言之，反欧洲的思想恰恰是欧洲自己开启的。欧洲人犯错之后，不惮改错，随即发明了怀疑自己、批判自己的思想武器，比如后殖民理论、反西方中心论等等。而这些写在纸上、挂在嘴边的理论就是作者所说的欧洲消除罪恶的手段。其他一向受欺负的国家接过这些“欧洲制造”的理论利器，来反抗这些批判理论的供应商，才得以完成了摆脱西方的历史使命。
先不论这些“自杀式”理论是否真有改天换地的魔力，作者的思路本身就有很浓的诡辩味道。按照这个想法，欧洲人先行不义，然后再提供批判理论让人摆脱不义。这就好比你先痛殴别人，然后再传授给受害者一套拳谱，希望对方照此修习，练成绝世的武功，再来讨回公道。可是我觉得这实在不能算作“自我纠错”，因为受害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反而获赠今后行动的纲领和指南，而施害者可以用“自我纠错”来夸耀于世，获得新一轮的道德优越感。作者本是痛感欧洲被人指责太多，所以想尽办法为本洲同胞争得一点道理，挽回一些颜面，心情之急迫可以理解，但自辩本身显得自我美化太多，左支右绌。
共同忏悔
为减轻欧洲人的负罪感，布鲁克纳另有一法。欧洲（或者广义的西方）既然已被迫垄断了所有罪责，没有喘息的余地和反击的空间，那么或许可以将罪责重新分配。千钧重担如果有他人来分担，自然可以达到减压、减负的效果。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者提出，应该赶紧终止欧洲的“单向忏悔”（one-way repentance, 第40页的小标题），好邀请更多人加入忏悔的大合唱。受邀的是哪些人？自然就是历史上受过压迫和打击的国家和地区。“非洲、近东和拉美很多国家缺乏自我批评，只靠寻找替罪羊来解释自己所有的不幸：自己永远没错；错误永远出在别人身上，比如西方、全球化、资本主义。”（第42页）还是以奴隶制为例，作者一肚子怨言：为什么只有西方为臭名昭著的奴隶制道歉？为什么只有西方担这个骂名？英国在1807年立法禁止贩奴，而西方其他国家也闻风而动。但是布鲁克纳说，在也门和沙特阿拉伯，贩奴活动直到1962年才被宣布为非法，毛里塔尼亚则要迟至1980年才采取这一措施（第155页）。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致使将近一千一百万人被贩卖，这个罪行当然要算在西方人账上。但是作者直言，其实还有另外两场旷日持久的奴隶贸易，却一直无人愿意道及，更无人公开忏悔。一个是从公元七世纪开始的东方奴隶贸易，另一个则是非洲人自己从本土向外的贩奴活动。据统计，在这两场贸易中，被贩卖的人数都超过一千万（第155-156页）。所以作者气鼓鼓地说：“是西方独家产生了废奴主义的思想，然后这一思想才在非洲和东亚传布开来。”（第156页）
布鲁克纳想以亚非的贩奴来消解西方的贩奴，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他呼吁把忏悔的单行线改成双向车道，把独唱改成合唱，也很容易被看作减轻欧洲罪责的手腕。如果大家都有罪，大家都忏悔，那么谁都没有资格冲别人先扔石头了。这样一来，欧洲（或者西方）就不再是众矢之的，不再被千夫所指。原本指责欧洲、抢占了道德制高点的诸国，就都势必要在自我批评上消耗相当的能量。而欧洲自然可以借共同忏悔之机来恢复元气，挺直腰板。但是，如果抛开这种阴谋论，我觉得布鲁克纳的呼吁其实不无可资借鉴之处。作者对西方的“忏悔强迫症”作了精彩的精神病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分析，他发现，如果受害者永远把自己当作受害者，那他就永远摆脱不了受害者的角色，就会始终生活在无尽的悲情和控诉里面，就永远也走不出声讨别人罪行、标榜自己受害的怪圈。
按布鲁克纳的分析，欧洲先害了别人，欠下了债，然后被别人追债，最后连自己也都开始仇恨自己。我们暂且不管欧洲的怨艾和失落，只来看看那些被伤害过的群体。那些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讨债之后，是否也应当有勇气、有胸怀、有自信，来检视一下自己的愚昧，检讨一下自家在历史上所犯下的过失，甚至罪孽呢？当别人忙不迭自我谴责时，我宁愿冷眼旁观；而当别人以自我批判来矜夸的时候，我就不免眼红，因为实在不想让人家最后连自我批评的美名也都全部掠去。
高峰枫，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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