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3日星期二

王立军事件会如何改变历史?




梁京


不少人都拿王立军事件与当年的林彪事件相比。其实王立军事件的偶然性比林彪事件还要大,但是其历史的后果则有可能不亚于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最有偶然性的因素之一,就是飞机未能抵达苏联而是机毁人亡。如果林彪一家安全抵达苏联,则后面的发展很难想像。王立军事件的偶然性,则在于他居然成功地进入了美国领馆,而且把大量机密资料交给了美国人。不过,两个事件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重大历史后果,就是拉近了中美关系,从而增加了美国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力。

事后看来,林彪事件拉近了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中美接近,非常有利于中共内部的改革派。邓小平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因素,全面地加快了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当时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已经明显失败。林彪事件,给中国向右转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历史契机,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今天的情况比当年要远为复杂。从全球来看,资本主义有可能正在经历一次空前的危机。由于中国等发展中的大国全面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体系而在经济上崛起,也由于信息技术的革命不利于发达国家垄断技术创新,美国和欧洲的福利制度面临全面挑战。美国和欧洲不仅必须对金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而且最终也不得不对其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正因为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困境,中国权势集团中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幻觉,就是要利用西方的困境,强化中国的极权体制,甚至进而与美国争霸世界。这种幻觉虽然必定会失败,但并非没有可能像纳粹德国那样,给本国和世界都带来巨大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今的中国确有几分像希特勒崛起时代的德国:社会矛盾尖锐,民众普遍不满,包括不少知识精英在内,都期待中国有政治强人出现来收拾局面。

许多人对薄熙来的恐惧也就源自于此。我认为这种顾虑虽然不无道理,但危险被严重夸大了。中国毕竟不是德国,且21世纪毕竟不是20世纪。薄熙来的野心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重庆模式在中国遭到了许多公开的批评和明显抵制。何况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不仅胡锦涛反对薄熙来,而且习近平和许多太子党的成员也反对薄熙来,反对重庆模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薄熙来果然进了常委,重庆模式要想成为全国模式,也不大可能。

薄熙来因王立军事件而突然倒台,一时引来许多自由派精英欢呼雀跃。有些人甚至认为王立军事件体现了上帝对中国的悲悯。但是,中共当权者并没有像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一下子开明起来。事情的发展却恰恰相反,中共执政者的思维、语言和行动都没有因为王立军事件的发生而发生改变。这几天北京惩治谣言,整顿网络秩序,一下子又把自由派们的激情打入了冰水之中。

我们可以推测,这一切都是为了十八大,为了胡锦涛体面交班。习近平上台后,他可能会另有新政。但我们并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王立军事件不但没有减少薄熙来的机会,反而是增加了原来让许多人感到恐惧的那种可能性。

从现在中共强调“不折腾”来看,王立军事件很有可能不是刺激中共加速改革,反而是使得他们更不敢改革。所谓加强党的团结,不可避免就是加强既得利益的团结,加强官僚集团的团结。这样一来,不要说政治改革,连社会改革也搞不动。

在国际方面,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也并非完全是积极因素。从积极的方面来讲,美国因王立军事件而取得中国新领导人好感,因此,未来数年,中国很可能不会找美国人麻烦,美国人争得了国内改革的宝贵时间,这对世界稳定有利,对中国也有利。但不利的因素是,美国权贵资本与中国权贵资本的进一步勾结,会增加中国激进左派发动革命的机会。而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中国的激进左派或许本来没有这样的机会。(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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