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倫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
據巴西官方數字，巴西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英國。
被王立軍、薄熙來事件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的國人，可能不會注意這樣一個國際新聞：3月6日，巴西政府公布2011年的經濟數據，巴西的GDP已超英國，證實了去年底英國智庫「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發佈的預測。
對於在七年前已超越英法，已在討論何時超美的中國人來講，這或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新聞。不過，對那些津津樂道中國模式如何偉大，驕狂之氣不斷增長、自誇「風景這邊獨好」的某些國人來講，這個新聞倒不是沒有意義，尤其是在國人對未來發展之路進行新探討的當下。
發展中國家的趕超夢
作為發展中國家，一個有著幾千年輝煌文明的古國，近代以來飽受恥辱，中國人想重拾舊日的光榮和尊嚴，享有現代生活的美好，即合情理也很自然。一代代國人為此付出過巨大的努力與犧牲，也走過不堪回首的彎路。 1958年「大躍進」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幻想靠閉門造車、群眾動員在15年內達到超英的目標，其行動的荒謬和後果之慘痛盡人皆知。反而是改革開放，融入世界，老老實實向趕超的對象學習，卻在四十年後初達成效。其中的道理既簡單又深刻，那就是現代經濟是有其規律性的，拔苗助長，自閉虛狂絕對是無所助益。而回歸常識，認真苦幹，踏實借鑒，趕超的目標反而不是遙不可及。
其實，不只是中國人做「超英趕美」之夢，近代以來，作為最先工業化的老牌英國以及後來居上成為世界超強的美國一直是各個不同時期發展中國家追趕的對象和參照。這其中，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各國採取過不同的手段，甚至走火入魔，釀成巨大的災難。從歷史的角度看，只有那些吸收了現代文明的核心精華並與自己民族的狀況相銜接、有效地汲取以往教訓的國家最終才得以實現現代化，甚至成功地趕超。
巴西人口是中國的1/7，GDP 卻是中國的三分之一強，人均國民收入是中國的兩倍。今日趕超英國 ，成為世界第六經濟體且將在本年超法成為第五，是巴二十年來不斷改革，深化與世界經濟的聯繫的結果。儘管因一系列歷史與現實的原因造成的如貧富和地區差距等問題仍有待花大力去解決，但在日漸成熟的民主制度運作下，國家與社會維繫著有效的平衡，這些問題尤其是在魯拉總統任內有明顯的改善，並沒有中國那樣嚴重的社會緊張與對峙，以及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從這點看，巴西就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縱向比較與橫向比較
因急於趕超，國人習慣於從與趕超對象的距離上來測定自己的成就，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容易造成誤區。從巴西的發展看，我們與趕超的對象相比、縱看的同時不能忘記與同樣是趕超者的他人比，放大眼界作橫觀。
中國的發展是值得肯定的，讓人高興的。但正如巴西、印度等國的發展不能被簡單歸結為巴西、印度文化之偉大，領導人的英明、發展模式的獨特等等，中國人也不可自我陶醉於既有成就，執政集團更不該洋洋得意，把功勞全部攬為己有，那是全體國人共同奮鬥努力的結果，是幾代人犧牲積累成就的，是一個包括全球化等綜合因素造就的結果；任何人的貢獻都不該被抹殺，但也不應被誇大。對未來應有清醒的估計，還有許多關坎要過，有相當多的不確定因素。忙於即將超美的美景，沾沾自喜，妄自誇大，只會限制自己的視野甚至搞不好會淪為笑柄。——不要忘記，日本當年也曾被人認定要很快超美的。今日如何？
從二十 世紀初的「德國製造 」帶來的旋風，到三十年代蘇俄的高速增長，到六、七十年代「日本神話」「日本第一」對世界的衝擊，以及八、九十年代亞洲新興國家的「龍」騰「虎」躍，一些拉美國家曾有過的突飛進展，都曾在不同時期引起過與今天世人對中國經濟發展所表達的類似的驚嘆，也都曾被冠以「某某模式」大加禮讚。而曾幾何時，由於根基不牢，結構失調，徒有增長數字之表，社會分配不公，對外依賴過重，危機瘁發，衰退停滯，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泡沫破滅，社會動蕩，制度解體，有些就此一蹶不振……
「金融時報」著名經濟評論家 Martin Wolf 在最近一篇談論中國金融改革的文章中說「很少有國家在金融自由化和融入世界經濟後不經歷過一場大的金融危機的」。按他的看法，中國能否逃避這個規律還很難說，端看中國能否及時穩健地推動相應的改革。
這個看法是中肯的。依筆者的觀察，很少有國家在高速增長後不出現一次較大的經濟危機，不進行過較大的調整而能最終邁上一個台階，達成一個相對穩定且結構合理的經濟狀況的。用筆者幾年來多次套用過的一個通俗中醫術語來講就是，在內裏失調、虛火上升後，體內需要大「瀉」一次，才能恢復正常。問題是，中國這場「瀉」將會以什麼方式出現？國人將會付出怎樣的代價？世界將承受怎樣的後果？中國經濟能否就此經調整更上台階或是從此跌落？……這些問題不久的將來就會有個答案。
冷靜面對與未雨綢繆
如果換些經濟術語來講就是，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將出盡，十到十五年內，人口老化的巨大壓力將逐漸浮現，中國在未成為一個富裕國家前就將不可逆轉地進入老年化社會；從深層次上造成歐債危機和日本經濟停滯的某些原因都可能逐一在中國出現，而中國卻沒有這些國家所具有的成熟的制度建制和公民社會。農業勞力低成本的狀況，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rthur Lewis 的理論來說是保證投資和經濟不斷增加的條件，也將隨都市化和經濟增長逐漸消失。此外，核心技術產品的缺失，內需的不足，過分依賴外部市場的風險，環境成本的加大，都使得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充滿不確定性。
值得肯定的是中央政府終於開始從GDP主義的迷思中解脫出來，下調增長率指標為7.5%是個具體表現。不過地方政府能否跟進令人懷疑。此外，投資率也必將因此下降，而在投資大幅度削減而消費又無法快速上升的情況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便大增。
巴西財政部長吉多·曼特加在評論巴西超英時說，「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成為最有活力的經濟，並且能夠持續增長。」 如果這不是虛假的謙辭，而是真心的認定，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巴西會有個更美好的未來。而如果中國的精英和國民也都有這種心態看待超美，那麼，中國的超美就不僅定會實現，而超不超美也就不那麼重要。未來取決於今天，不管如何，一個踏實面對現實的態度總是保證我們能避免危機更上層樓的先決條件。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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