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孰先孰后问题的争辩

中国学界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孰先孰后问题的争辩在继续。有海外学者指出，中国应当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后，中国展开了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改革一开始在农村进行，主要是解决人民的吃饭和基本生活问题，那时没有人提出 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或社会建设孰先孰后的问题。实际上，某些改革，比如包产到户，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改革的孰先孰后问题大约是80年代 中后期提出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海内外总的来说有三种基本观点：一，必须首先着手政治改革，其它改革才有保障；不搞政治改革，其它改革都 难以深化。二，总结俄罗斯等国的经验，政治改革一开始不宜过猛，首先应着手社会建设，等到社会财富、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再搞政治改革会更 顺利。第三种观点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建设是三位一体，可以同时并举，不存在孰先孰后问题。

刚从中国汕头探亲回到美国的博尔州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郑竹园表示，他的家乡看起来 已经相当繁荣了，但是贫富不均问题越来越严重。郑教授说，他这次访问，加固了他的一个看法： 中国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的问题：

“这次我回老家，我们潮汕、汕头这一带高楼林立，看起来是繁荣。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一般生活看来是不错，但是社会财富分配是越来越不平均。有办法的人现在大量的到美国来买房子，送子弟到美国来读书。”

记者：“郑教授，您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

郑教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央的决策，地方不一定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有既得利益阶级，手里有权力，控制很多国有企业，控制地产这些东西。”

记者：“国内叫既得利益集团。”

郑教授：“既得利益集团愿意不愿意放弃现在的利益？已经有既得利益，如何让他们放弃既得利益？ ”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表示，现在不是非要提出哪个改革优先的问题不可：

“你刚才说的优先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优先的，因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就等于是一体的几个方面，所以不能说有什么是特别优先于其他的。”

中山大学教授梁必骐表示，该改革的都要改革；他批评中国一些学者看上层领导的意旨行事：

“政治体制改革要搞，社会的改革也要搞，经济的改革这方面肯定都得搞。我觉得我们有些学者现在谈来谈去，今天谈这个，明天谈那个，有些学者也是看领导怎么说他就变成怎么说。”

梁教授表示，中国民众整体的民主意识尚有待提高，但是乌坎的经验说明，基层民主选举的前景是乐观的：

“我 们不讲别的，现在村镇的一些所谓选举，大家还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乌坎村干部就是大家老百姓选出来的。开始他们也说是大家选的，但是这种选举实际上并不是真 正的选举， 而是一些人采取给钱，还有一些是强迫你选举。结果是干部不为老百姓办事，而是自己搞些贪污受贿等等。现在大家通过这个事情看到谁是真正为我们办事的人，让 大家真正来选举。”

谢家叶博士表示，中国应当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

“从制度的比较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出每个政治制度都有缺点。但相对来说，西方的政治制度比较适合于现在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对其他方面有促进作用，必较有利于其他方面的发展。”

多维新闻网援引邓小平的话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大跃进，而应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又有阶段性重要推进的民主化进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