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頻：中國民主的希望不能在香港擱灘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政治特區，有充分地條件實行民主化，成為中國政治文明的先行者。正是因此，我們賦予香港更高的期待，香港需要更深厚的文化思想資源，需要有洞察力的媒體人，需要有寬廣視野的政治領袖，需要更多有獨立判斷力的市民


　　《明鏡月刊》何頻


　　作為一個彈丸之地，於中國內地、於亞洲，甚至於西方世界，香港一直都在超負荷承載著特殊的使命。可以說，至今為止，香港扮演的多面角色是成功的。和柏林牆的功能大為不同，她不是東西政治的對峙地，而是東西文明的交匯點。即使在瘋狂的五六十年代，中共也忍住了摧毀香港之心，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毫無疑問是一種遠見。但現在，我有些擔憂香港趨向剛性化。

　　缺乏思想沉澱應有的深厚土壤

　　很難想象，如果香港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沒能為一批文化人、商人和落敗政客提供避風港，他們中有幾人能免得了成為中共槍下之鬼、精神之囚？如果六七十年代香港不能成為偷渡者可以游達的彼岸，八十年代內地怎會有那麼多港商？如果沒有香港市民的熱情支援，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哪有帳篷風景，更不用說屠殺後傳奇般的“黃雀行動”了；如果沒有每年六月維園的燭火，沒人記得那中共權貴和投機商人的交杯酒原來還有北京市民的熱血；如果沒有一批民主人士的街頭行動，香港議會和北京人民大會堂又會有什麼差別？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正視，不洋不中的文化教育環境，特有的地方方言，過度市俗化的城市品性，使香港人缺乏思想沉澱應有的深厚土壤，從而影響了她在中國政治轉型中的角色。這是一種過於挑剔，甚至是不近人情的說法，如果她只是一座普通城市，當然不必如此苛求。但是過去幾十年，未來十多年，香港肩負的責任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內地人的避難地、自由的彼岸、民主的啟始地（除了民主成功轉型的台灣）。

　　其實，有“香港民主教父”之稱的司徒華便是一個值得剖析的例子。這位從左派轉變過來的民主運動領袖，至死仍堅守民主的道德底線，堅拒中共拋來的繡花球，可以說是政治圈難得的傲骨英雄；他是一位好學之士，即使病重期間，還托人到明鏡出版社尋讀書刊；他領導的港支聯，也是運作最持久的民運組織。

　　司徒華錯將奸賊當忠良

　　可是，司徒華是一個城市自由鬥士，而不是一個國家民主的領航員。他的港支聯，局限於一港之聯，即使在海外，也局限於港人之中。1989年面對北京的局勢，港支聯沒有真實的影響力，只是為學生提供後勤支援；後來面對惡鬥不止的海外民運，港支聯似乎為了潔身自好，只作壁上觀。在司徒華去世之後岀版的回憶錄中，並不容易找到他對中國遠景有獨到、清晰的指引，而且他對一些所謂民運人士的贊許或批評，顯示他作為領袖缺乏應有的洞察力，以至他錯將奸賊當忠良。二十多年來，司徒華個人色彩過重，使他之後的港支聯主席培植影響力的時間明顯不夠。
　　司徒華充滿理想和熱血，喊口號聲嘶力竭，1989年民運期間我在香港電視初見其人，一度以為他是造反派領袖出身。後來，我認識了更多支持民運的港人，發現他們深受司徒華影響，看問題喜歡黑白分明，喜歡依照自己的感覺對人進行道德判斷。有人會說，你怎可要求長期生活在一個相對單純環境的人，怎可能對飽浸中共陰謀文化的那些風流人物洞若觀火？然而，做人可以比較單純，從事政治，簡單化就是一個缺陷了。

　　香港媒體可以說是中國自由思想最重要的傳播基地。沒有香港媒體，內地很多消息沒有機會披露，評論沒有渠道問世，人們觀察的視野要狹窄很多。但是，香港媒體的缺失也是非常明顯的，不客氣地說，就是太過淺薄。香港本土成長的媒體工作者，相較於內地同業，天真許多，他們很勤奮，但報導過於表面。有時候，他們還容易混淆自己和被採訪者的關係。1989年，我在北京所見，許多香港記者的感情深陷學運之中，有的成為學生領袖的崇拜者，有的刻意掩飾學生領袖中存在的醜惡。“六四”之後二十多年來，每逢“六四”，香港媒體採訪報導內容，不少似乎還停格在二十多年前，所寫的也總是那幾個好像永遠不會長大的“天安門廣場的孩子”（所謂“學生領袖”），報導他們毫無新意的說詞。

　　從人格上， 我佩服香港媒體中這些理念的堅守者，他們生存在越來越惡劣的環境中，當年氣壯如牛的領袖都跑去中共那里討一杯羹了，他們卻還沒有忘卻“六四”，他們還在守住媒體人的底線。不過，我也嘆息，二十多年了，大家總得有些進步吧，對“六四”事件應有更多挖掘，對民主現狀和前景應有更多層次思考吧。可惜，在香港的媒體上，真正獨立、有深度、而且筆鋒到位的記者和評論者越來越稀少。
　　一個缺乏優質媒體、思想底蘊的城市，當然不易培育出有遠見卓識的政治人物。所以我們看到是過於道德化而缺乏洞察力的反對派陣營，高效率卻自我太監化的行政諸官，張牙舞爪的左棍陣營。他們之間的較量，表面上是趨向剛性撕裂，實質是暴露出香港政治還只是在淺灘上演兵。

　　反對派無能，學生們才會上場

　　最近，中共常務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香港鬧出的風波，就是支持上述結論的例證。
　　李克強成爲這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當然首先是他本人急於想表演所致，他以為一堆大禮，幾句可講其實更可不必講的英文，便可換得媒體的淺薄讃語。然而，幾個學生並非高招的抗議行為，却輕易使李克強弄巧成拙。
　　有人説，抗議學生是泛民主陣營的馬前卒。即使真如此，正暴露香港反對力量不足，缺乏想象力和行動力，他們沒有成為利用李克強訪港表達訴求的主流，而是被學生們邊緣化。

　　只有反對派無能時，學生們才會上場。但學生們不是職業政治家，他們只能將事件戲劇化，真正能持久和表現力量的還只能是職業反對派。司徒華雖有不足，可他畢竟算一位還有一些中國視野的民運領袖。現在香港的反對派明顯多是一些更城市化的領袖，讓他們像過去司徒華那樣能多少涉及內地政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現在，即使將他們定位在香港一地民主政治中，他們也明顯底氣不足，即使未來有競爭機會，也可能因為能力局限而喟嘆。
　　曾蔭權領導的行政團隊更令人失望。當年董建華下台，其實給了曾特首寬闊得多的空間，簡單說，曾比董有更多向北京要價的籌碼，也就是有使香港發揮的更大自由度。沒想到，曾變成了一個被幾個局級京官牽著鼻子到處拜碼頭的地方菜鳥。所以這次李副總理訪港，曾團隊的人的表現不足為怪，明明是職業保安的角色，卻自愿去當轎夫，結果成了這場風波的替罪羊。

　　左棍實質上是以左挾持中共

　　當然，香港民主化和社會穩定真正的破壞力量，是那些本土的左棍。北京領導人之所以從1949年以來一直採取比較寬容的政策，是因為他們有信心香港翻不了中共大船，卻可以從中收獲太多的利益。但是香港左棍們的立場完全不同，他們表面是以左維護中共利益，實質上是以左挾持中共，要得更多個人好處。他們中間一些人總是過度解讀泛民主派或者市民的自發行為，然而從強化對抗中謀利。

　　香港的殖民背景被一些自稱愛國者視為歷史的羞恥，事實上，香港給中國人獻上的是可以遠眺西方世界的窗口，其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超過了中國任何一個城市。以今天中國現實，香港又是中國的一個政治特區，有充分地條件實行民主化，成為中國政治文明的先行者。正是因此，我們賦予香港更高的期待，香港需要更深厚的文化思想資源，需要有洞察力的媒體人，需要有寬廣視野的政治領袖，需要更多有獨立判斷力的市民，以免中國民主的希望擱置在香港淺灘上。（2011年9月3日，於百慕達）（《明鏡月刊》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