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講，自去年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關於召開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之後，中共十八大就進入正式籌備期，再據這個籌備期中各項籌備是否順利，決定中共十八大會期，由本屆中共中央政治局拍板後，在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作最後決定。
自去年10月中共十八大籌備工作展開後，各方面進展大致順利。而據到今年初的籌備安排，中共領導層曾表示有個共識，中共十八大稍稍提早一點召開。也就是說，由傳統的中共黨的代表大會放在10月召開慣性時間，稍微提前，放到9月間召開。以此推論，是中共領導層會在7月間議定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名單，決定出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路線，然後8月開七中全會，9月即召開十八大代表大會。
在今年初傳出這一安排，主要基於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要退下的中共領導層，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中除胡錦濤外的六人，都服從到點退下的大原則，因而他們無心戀棧，甚至願意早散早歡；二是中共十八大新班子，骨架已基本搭起，他們曾表現出有能力實現權力平穩過渡；其三，今年國際國內大事不斷，從外交、到國內經濟、社會以及軍事，都問題重重，客觀上需要儘速結束權力的不確定狀態，令中共領導層進入穩定施政階段。
中共十八大早來的設想，在3、4月間被打亂，主要問題，就出在重慶權變和薄熙來夫婦涉及的謀殺案事件。近期幾乎整個中國，都被吸入這一驚天事件的迷霧之中，事件對全國經濟的攪亂，對整體政治的挫傷，現有的種種估計都不算高，而最大的影響，可能還是籌備中的中共十八大，所以這時傳出中共十八大要放緩籌備、押後召開的說法，也不令人奇怪。
重慶事變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呢？首先就在於，重慶事變不管是如何觸發，但其客觀上引爆了圍繞中共十八大而來的左右之爭。中國的左右之爭最近三年活躍起來，到去年底今年初呈現白熱化狀態。當重慶事變之後，當局首先打左，其後又抑右，先清肅政治爭持，後劃限刑事案件，呈現出左右失據，上下搖擺，章法大亂之態。
其二，重慶事變在經濟層面的影響，表面難察，實則波及甚廣。是因過去數年間所謂「重慶模式」，還是有不少追風者。所謂「重慶模式」，既非市場經濟，又非計畫經濟，而是一種權力經濟，是以人民利益為旗幟，以政治利益為訴求，寅吃卯糧，淘空地方的發展模式。因其部分迎合中國國情，順應官僚權力坐大需要，各地仿傚者甚眾。一位前軍頭女婿主政的城市，在薄熙來被抓後，還照搬薄熙來「森林重慶」，斥資數十億元人民幣去種樹。類似事件累積，令中國經濟處於迷亂之境。
其三，重慶事變最大的影響，是掀起中共最高層的內鬥，攪亂了中共十八大的籌備步驟，不僅令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名單可能要重新洗牌，還令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路線，再度處於左右不是、進退兩難的境地。其主因，當然不只是政治局九常委中無核心、擺不平，還因代表不同顏色的中共元老，紛紛活躍，各顯實力，令本已混亂不堪的亂局，更加混亂。
由此，北京傳出中共十八大籌備動作放緩，十八大會期可能被迫押後的消息。
有人認為，現在是自六四事件以來，中國政局最令人迷亂之際，是中共領導層內鬥最公開之時，也是中國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發展最為關鍵的一個轉捩關頭。但在時移世易的今天，中共領導層在尋求權力交換、利益妥協，中國社會在找尋權力制衡的路徑、步向公平正義的道路，雙軌各行，總要有交匯。中共十八大不論早來還是遲到，都會成為這個交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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