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1日星期一

從中國到美國,哈金不斷嘗試新題材



明鏡記者柯宇倩/在今日美國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哈金,當初決定以英語寫作時,曾經猶疑過,也曾經歷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出版的一段日子。哈金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用英語寫作是為了生存而下的抉擇,如今他已很難回到中文寫作。不斷嘗試新題材、新寫法的哈金,未來將把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從中國拉回美國,讓讀者更瞭解在美國土地上發生的華人移民故事。

從中國到美國,不斷嘗試新題材

2001年,兒子北上求學,哈金也決定離開艾默理大學,到波士頓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寫作。至今,哈金仍覺得以英語寫作有其挑戰性。“英語不是我的母語,不管什麼時候,都可能覺得寫起來很彆扭。一開始覺得英語寫作有種uncertainty(不確定性),但後來也慢慢能接受這種不確定性。”哈金對《明鏡》表示,有時寫作就需要這樣的不確定性,如果有把握什麼都能做好,最後寫出來的作品肯定不好。

剛開始用英語寫作,哈金曾擔心被人看作賣國賊,如今哈金以平常心看待此事。“總有人說用英語寫作就是賣國賊,但我不管他,那些事情我沒辦法掌握,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把我自己的書寫好就是了。”

裘小龍曾指出,以英文寫作時,會考慮到某些中國的歷史背景對英語讀者來說並不熟悉,因此必須在書中加以介紹。雖然故事情節經常涉及中國歷史,但寫作時,哈金在這部分沒遇上什麼問題。“我很少做解釋,即使涉及中國背景,我也盡量把小說寫得沒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也能讀懂。”哈金認為,寫作更關鍵的是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怎樣才能說得恰到好處,這與作品涉及的背景無關。

以英語寫作多年後,哈金認為自己很難再回到中文寫作。1997年,哈金獲得美國公民身份,2004年,在聽聞北京大學英語系有位教授詩歌的老師離職後,哈金曾向北大遞交申請信,卻未得到回應。“我連回中國都不可能了,我母親最近病了,但我沒法回去,他們不給我簽證。”

連回中國的盼望都無法實現,哈金認為更別說用中文寫作。“要寫一部長篇,必須是很多年的準備和工作,但我不能回中國(做準備),而且用漢語寫作,中間如果有一個小事把你打斷就會前功盡棄。”

但將自己的小說翻成中文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哈金的短篇小說集《落地》就是由他親自翻譯。他對《明鏡》表示,比起交給專職譯者,當然最好還是由自己來翻譯,但畢竟有工作在身,因此時間允許的話,他較可能翻譯短篇作品,而且短篇翻譯錢少又辛苦,還必須做得精,由他親自翻譯更能掌控品質。

哈金的作品多描寫從前中國與華人的生活,而非現代的中國,問他是否因為身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瞭解較少,他表示這是一個因素。“在海外,對中國大的東西還是很清楚,而且還會看得更清楚,但特別是中國的小東西,比如街上的氣味、新的方言,還有街道、房子的模樣,就很難掌握。”

哈金對《明鏡》表示,如果真要寫現代中國,也可以有不同的寫法,但他想寫的不是現代的中國,現階段,華人移民美國的經驗對他來說更為重要,而北美華人的故事自然又會跟中國過去的歷史聯繫在一起。

而美國讀者也並非對哪個時代的中國,或特定的中國事件特別感興趣,“關鍵是你故事講的好不好。”哈金說。

與許多人不同的是,哈金在成長過程中曾加入解放軍、入過黨,但他不認為這些經歷對寫作有太大的影響,可能就是有沒有文人氣息的差別。“我跟中國大陸和台灣很多作家不一樣,我是從底層出來的、當兵出身的,比較少有文人的習慣、精神狀態,也很難跟他們融入到一塊。”

雖然哈金作品主要圍繞在中國、華人移民上,但堅持英語寫作多年、工作環境也幾乎使用英文,哈金認為自己既不是未融入主流社會,也並非已經美國化。“我應該是既中國又美國,在中間吧。”他笑道。

在寫作的路上,哈金不斷嘗試新寫法與新題材,如《自由生活》是哈金第一次寫華人移民的故事,而《落地》更可看出不同之處:以類似散文體寫成,許多故事透著超現實的氣氛,描寫現代的美國華人生活。哈金對《明鏡》解釋,他不像一些大陸、台灣或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對於題材的選擇有明確的範圍界定,“其實我的每本書都是描寫一個新的地方,都是一個新的啟程。”

哈金表示,未來也會做其他的嘗試,因為他不可能老寫中國大陸的事。目前哈金正在撰寫的故事,便是與美國東海岸華人移民相關的故事,預計兩年後完成。



哈金在2012年台北國際書展上演講。(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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