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一切為國家的體育

眾所矚目的倫敦奧運會即將結束，中國體育代表團戰果輝煌，再次確立了體育大國地位。不過，地位的得到，以及體育在中國政治中扮演的角色，頗值我們探討和玩味。

上世紀80年代初，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面對世界還缺乏信心，政府意識到，國家需要包括國際賽場的勝利，來振奮民心、鼓舞士氣。而金牌的獲得，能夠讓國人獲得強烈的自豪感，從而增加對國家的凝聚力。於是，政府動員龐大的人力物力和宣傳機器，營造全民的體育熱潮。成功者廣受崇拜甚至被視為民族英雄，而走向極端的另外一面，是失敗者黯然而歸，少數人甚至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例如，李寧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比賽中掉下器械，回國後飽受責罵。另一位3破世界紀錄的跳高王子朱建華，由於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僅獲銅牌，回國後也受到了「非同尋常」的待遇。

當時的政治需要透過「振興中華」的口號表達，全民的體育熱情來自民間和政府的雙重情感需求。1988年開始擔任國家體委主任的伍紹祖曾經一語道破：「當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時，我們跟世界先進的那部分相差比較遠，中國人需要有一些表現的東西，來滿足國家和民眾情緒的需要。所以變成我們金牌的價值遠遠超過體育運動本身的價值，把我們的成就當作中國人的成就。」他剛上任的時候，國家每年撥給體委的經費是2億元人民幣，這些錢幾乎都被分配到競技體育各個項目上，用於群眾體育的經費少之又少。顯然，體育在中國，不是為了人民的健康，而是為了國家形象的營建。這是一種為了國家的體育。

實為克服自卑感

國家體育的含義還不只是凝聚對於政府向心力那麼簡單，背後還包含了更深刻的政治意圖。北京奧運的盛大演出，那種集體舞為核心結構的體育意象，在國民心中潛移默化地建立起來的，其實是服從和秩序這樣的有利於政權的意識形態。中國曾經一度流行，至今還可以不時見到蹤影的集體廣播體操就是典型例證。

文化學者朱大可曾經從文化批評的角度，指出了集體廣播體操包含的三個政治因素：它是一種被召集起來的集體行為，它要求所有參與者保持動作的高度一致性，它需要使用高音喇叭。朱大可認為：「從過去到今天，廣播體操的本質沒有太多的改變。它們都必須把許多人集合在一起，做一模一樣的動作。都是為了統一民眾意志，塑造集體主義精神。但集體做操、步調一致的時代，則應盡早成為歷史。」

體育是國力，也是軟實力的體現。但在中國成了官方意識形態的修辭。過分熱中於體育特殊表現，其實是為了克服自卑感。這才是中國的奧運情結內心深處最為黝黯的部分。

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台灣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