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碩鳴：齊墨反思民運的悲傷與沒落

旅居德國修讀歷史博士、原名修海濤的前民陣主席齊墨出版新書《我的民運路》，系統整理「六四」後海外中國民運發展的狀況，成為了解民運興衰的一把鑰匙。齊墨確信中國遲早要走民主之路，但海外民運的歷史使命已結束。


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民運人士、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突然猝逝，巨星殞落，再次帶來海外民運的悲傷與沒落。在北京「六四」事件經歷了二十三年風風雨雨後，這樣的悲哀和沒落不斷增加，不少海外民運人士都揮筆撰寫回憶錄，要留下「六四」的集體記憶而不被埋葬在中國海外民運的悲哀與沒落中。

由旅居德國二十六年的民主中國陣線前主席齊墨撰寫、裕恒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我的民運路》一書，與眾不同的卻是道盡了中國海外民運風雨飄搖二十三年的悲哀和沒落。這是一本比較全面系統整理「六四」後海外中國民運發展狀況、是目前僅有描寫當代中國海外民運史的巨著，成為了解海外民運興衰的一把鑰匙、一扇可以開啟的門。齊墨以史實的嚴謹、政治的銳利、學者的坦誠撰寫自己的民運路，實際上是要詳細緕述親歷海外民運坎坷，見證了民運興衰的歷史。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齊墨嘆息﹕「理想夢碎，隊伍散亂，名聲狼藉，一部海外中國民運史，主線就是內鬥。」

齊墨本名修海濤，是山東大學研究生，曾在中共中央黨校任職講師，一九八七年初留學德國，攻讀歷史博士學位。八九「六四」時他正身在海外求學，旋即投入海外民運，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齊墨說，這是因為深受曾主持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思想開明的影響，「胡耀邦在黨校留下了被大家認同的作風，形成了他的個人魅力」。齊墨當年就是被胡耀邦前秘書陳維仁選定到中央黨校文史教研室工作，陳維仁後來在胡耀邦提議下當了中央黨校副校長。

當代中國海外民運早在一九八二年由王炳章在美國推動「中國之春」運動開始，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達到高潮，齊墨的《我的民運路》主線就從這裏切入。隨著大量民運人士流亡海外，一時間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他「從滿懷希望積極參與民主中國陣線和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充當民運的筆桿子，出任民陣主席和魏京生副手，到最終在身心交瘁、大失所望之後退出民運下海經商」。這就是齊墨走過的民運路。

二零零三年二月，齊墨身任全球民主中國陣線主席，並在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中擔任常務理事，負責很多日常文字事務，他還是德國一家中文商業報紙的主編。因不堪勞累，終病倒在醫院。歷經七天暈迷，四個月躺在病床。從鬼門關回來，也讓他反思海外中國民運的命運。「我仔細回顧了自己走過的人生之路，從探討學問到成為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和海外民運的領導人，從中共高幹的培訓搖籃走到中共的敵對陣營。我反省自己在海外民運中的所作所為，反省海外民運從一九八二年的“中國之春運動”開始的歷史與現狀。這一切令我感到非常失望。」這一年，歷經十四年民運之路後，齊墨毅然決定告退民運投入商海。他稱自己是「從海外民運的污泥濁水中脫身而出」。

用另一種形式悼念六四

中國遲早要走民主之路，這是齊墨至今沒有改變的堅信。但是，中國民主化與海外民運有多少關係？海外民運對於中國的民主化能否起到作用？這是齊墨《我的民運路》書中的質疑。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時，很多人在回憶二十年前的那一場大災難，悼念死難者。齊墨選擇了回顧與前瞻的文字形式，講一個「中國讀書人的“中年祭”，也是“海外民運祭”」，他批評，海外中國民運這二十三年來，辜負了為民主運動流盡鮮血的「六四」死難者。

在海外民運的參加者中，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民運隊伍是由包括「有仇的」、「有癮的」、「有病的」、「有鬼的」這樣「四有人士」組成，齊墨自認自己屬於「有癮的」那一類，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追求，希望自己的人生道路是治國平天下。尤其是在胡耀邦主政時的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一段時間，看到中國民主的希望。所以在「六四」前後，滿腔熱血投入民運。

雖然鬆散，但民運是運動，是一個整體。齊墨在海外民主運動中的活動主要在民陣這個組織中，他的《我的民運路》更多著墨並不是「我」，而是親身經歷和了解的海外民運。更多著墨「民陣成立時的輝煌與紛爭」、「民陣面臨的內鬥與外鬥」、「民聯陣怪胎誕生」、「聯席會議的瓦解」等圍繞民運組織權鬥中，一些心存不軌者醜陋心靈的剖析。

一九八九年民主中國陣線在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成立，首任主席是嚴家祺，秘書長是萬潤南，齊墨說，在機構設置上，卻模仿流亡政府的功能，比如萬潤南領導的秘書處，有十二位秘書分管組織、財務、新聞、資訊、外務、政策以及各地聯絡，一年預算高達一百五十萬美金之多。「那時，正好是全球民主化運動高漲的時期，民主運動被高估。當時確實產生很大的幻想，認為我們很快就會回去。開始有很多明星參與，二年後，明星淡出，慢慢變成海外一個草根的組織。國內流亡出來的民運人士也紛紛離開了民陣，可以守住的卻是海外留學人士。」

不過，可以守住「民陣」，卻無法守住海外民運的高潮。齊墨清楚記得，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八至二月一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民陣民聯的合併大會。德高望重的王若望被人戲弄，憤而退出大會。齊墨撰述：「這是我至今為止所經歷過的一次衝突最劇烈、戲劇性最強、也是最疲勞的大會。」他在書中詳細描述了這一齣鬧劇，王若望後來也專門撰寫了《我為什麼退出主席競選》一文，海外民運自此走向末路。

齊墨以自己參與的活動和了解的海外民運事件為線條撰寫了近百個故事，梳理海外民運的起伏跌盪。齊墨說，八九民運以後，第一階段大家都悲痛，看到北京的學生倒下了，再下來是仇恨，痛恨政府的野蠻。國內民運人士流亡到海外，開始組織民陣時，有人樂觀地估計，二年後可以回國了。「我本人沒那麼樂觀，但絕對沒有想到要堅持二十多年這樣等下去。」隨著一九九三年一月民陣和民聯在華盛頓舉行聯合大會的失敗，導致全球性的民運的分裂內鬥，儘管此時齊墨沒有退卻，但心裏想，海外民運最高潮時刻已經過去了，自己想像的海外民運彩虹不會出現。開始考慮何時急流勇退，但此時已是「身在江湖心不由己」。

在《我的民運路》中，魏京生、王希哲、萬潤南、楊建利等和民陣、聯席會議有關的民運領袖紛紛登場，各領風騷，但都不能力挽民運衰敗的狂瀾。書中寫道，了解海外民運最重要的鑰匙，是資金的來源。比如，有的靠組織，給難民提供資助來獲得一些捐款。另外一些則通過民運組織來獲得美國一些基金會的施捨支持，「純粹為解決自己的飯碗問題」。而「平妮指控魏京生強姦」、「為魏京生奉獻的法國女人」則成為書中的另一類精采。

波蘭海外民運的作用

如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之路的呼聲已再次在國內響起。而「獲得天空失去大地」是流亡民運人士最大的悲哀。儘管他們在海外可以天馬行空的思考和行動，但是，卻沒有土地。中國，是流亡民運人士的故鄉；而返回中國才能實現民主的夢想。齊墨認為：「沒有新人，失去活力。海外民運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民陣早期曾與波蘭民主派人士談話，提到波蘭也有海外民運人士，問到波蘭的團結工會成功了，海外民運人士在波蘭民運中起什麼作用。得到的回答：幾乎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只是提供了一些傳真機。「中國海外民運的作用，大同小異的。」

即使如此悲哀，齊墨認為，這是一段不能忘卻的歷史。未來，看到很多人，包括黨內的不少人都公開主張民主人權，這條路早晚要走的。撰寫《我的民運路》，為的是不放棄民主人權之路，但需要尋找更為可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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