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編譯 蕭憲聰
發展前景和投資機會看好
20年的時間，足以讓娃兒長大成人，也能讓懵懂無知的少年歷經滄桑。1993年的中國，是鄧小平南巡後不久，重啟經濟改革的年代，對當時中國人而言，恐怕很難料想到國家會勢如破竹，一路暴衝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理，2013年的中國人怎麼看待20年後的中國呢？屆時共產黨還會繼續執政嗎？公民權利和政治開放是否得以改善？在全球瞬息萬變的局勢中又扮演什麼關鍵角色？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每個人期待也不盡相同，重要的是，要預測中國以後的面貌，必先從過去觀察起。
戶口是中國另類的種姓制度。
第一點，無論領導人主動或被動，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改革勢在必行，自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的動態過程便是最佳例證。奧本海默發展中市場基金的經理賈斯汀·萊弗倫茲（Justin Leverenz）於福布斯（Forbes）發表的評論也同意，指出近25年來中國幾乎脫胎換骨，在經濟發展中取得空前成就，生活水平提高，人民有權選擇如何過生活，不再是內戰底下的兵荒馬亂，文革和大躍進帶來的飢荒動盪同樣消失無蹤。
雖然很多分析家對中國的改革動向並不看好，論點也非毫無根據，但萊弗倫茲認為，他們未必完全客觀。他說，自毛澤東時代以來，幾個根本國家戰略，例如民族主義、主權穩定和經濟發展不會改變，因此欲分析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政策方針時，必先記住一個原則，經濟改革之成果將等同政治和社會穩定。換句話說，後革命時期的共產黨一直拿經濟增長當作統治基礎，如此事實不會輕易動搖。
然而不可否認，危機已經浮現。強勁的經濟增長持續20年後開始放緩，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共在維護社會穩定前提下推動新一波的改革浪潮，鼓勵國內消費、建立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以及著力創造平等機會等都有助於中國更上一層樓，尤其最後一項至關重要，與剷除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關係密切，並不是件簡單任務。
此外，中國還欠缺金融自由化，銀行間競爭不足，資本難以流入充滿活力的私有企業，土地改革也迫在眉睫，成功後將釋放巨大的潛在生產力。萊弗倫茲相信，中國很難再維持每年雙位數的經濟增長率，取而代之的是正常化的5至7%，儘管如此，她繼續主導全球經濟的地位不會改變，無論是發展前景或投資機會，萊弗倫茲均抱持非常樂觀的態度。
13億人不知自由滋味
可惜的是，中國並不是自由國家，高達13億人口不知自由滋味為何。在線雜誌《外交者》（The Diplomat）助理編輯扎凱里·凱克（Zachary Keck）引用2012年度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自由度調查報告”指出，全球約莫有23.7億人民居住在不自由國家，佔世界人口34%，當中超過一半，也就是13億人來自中國。
何謂不自由國家？根據自由之家定義，若公民“缺乏基本政治權利”，且“自由被廣泛和有系統地拒絕”，該國將貼上“不自由國家”標籤。這份報告中，共47個國家被列為不自由國家，是全世界政體總數的24%。
比不自由國家稍微好一點的是“部分自由國家”，58個國家處於這種情況，而世界上有90個完全自由國家，是政體總數的46%。縮小範圍來看，亞太地區有43%國家算得上完全自由，36%是部分自由，但也有21%是不自由國家，像朝鮮、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與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等7個國家，被自由之家視為“糟到不能再糟”，於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評量都拿到最低分。
所幸中國並非在“糟到不能再糟”的歸類中，但也沒好到哪裡去，針對區域而言，西藏是排名調查中自由程度最糟的兩個地區之一，藏人前仆後繼的自焚行為可謂最絕望的抗議，清楚顯示“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此外，包括中國在內的6個國家，只比那些糟到不能再糟的國家好一點，1到7的分數中（1為最佳，7為最劣），中國的政治權利是7分，公民自由6分，而且更尷尬的是，過去被軍政府把持，公民人權和自由狀況極度不佳的緬甸，民主化以後已超越中國，儘管經濟發展遠遠落後，但緬甸人至少可以驕傲地聲稱，他們比中國人來得自由，也擁有更多政治參與權。
自由之家的報告也提到，中國第五代領導人不太可能推出全新和具有遠見的政策來對付沉重的社會問題，認為那些希望進行“有意義政治改革”之人將“遭受嚴重打擊”，這些新任領導人，“政治生涯上有採取強硬政策的傾向”，因此，相較於政治改革，“他們在經濟改革的表現會比較好”。
金正恩領導的朝鮮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
10年來官方首度發布基尼係數
或許中共不願也不擅長於釋放政治權力和公民自由，也可以說，只要共產黨執政，中國的自由仍會犧牲於“維穩”的血盆大口下，六四事件是一例，南周事件是另一例。另一方面，中國還面臨貧富不均的問題。凱克指出，如果你相信官方數據的話，中國繼2000年後第一次在2013年公布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該係數是國際公認用以衡量一個國家的收入不平均，數值介於0到1，0意味著完美平等而1剛好相反。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於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10年來中國的基尼係數一直徘徊在0.47至0.49間，2000年時是0.412。
趨勢無疑是上升的，甚至在一些民間報告裡頭，有人提出0.61的驚人數字。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都知曉，改革開放政策勢必擴大人民收入不均，至少在短期內。凱克指出，1980年到1987年時任總理的趙紫陽，主要負責調整中國經濟，大力倡導讓沿海地區的收入比內陸省份快速提升，視其為一種特殊需要，誠如鄧小平名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達到共同富裕”，但後富者喪失機會、步伐緩慢，先富者利用權勢搜刮不義之財，導致中國今日困境。
新領導班底處理貧富不均時，勞動力萎縮的現實將成絆腳石。同樣一場新聞發布會上，馬建堂說，相較於前一年，2012年中國15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首次出現下降，絕對數減少345萬人，他將原因歸咎於計劃生育，並顯得憂心忡忡，表示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30年間中國少生了一、兩億人，對推動國家持續、健康發展發揮很巨大的作用。
通過觀察都市景觀，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便能昭然若揭。半島電視台（Aljazeera）記者實地走訪上海市，發現街頭上很容易就能看見蘭博基尼和保時捷等昂貴名車的身影，有些疾速奔馳著，有些停靠在豪華餐廳外，於此同時，馬路邊的乞丐捧著塑料杯，期待來往路人能施捨一點小愛心，而在若隱若現的摩天大樓的陰影下，散佈著農民工簡陋狹小的宿舍，中國富翁和普通百姓之間存在的鴻溝再清楚不過。退休工人楊丈易（Yang Zhang Yi，音譯）等待地鐵時接受半島電視台訪問，對於貧富差距，他說道：“也許政府應該付出更多心力，增加富人的稅並減少窮人的。”
溫家寶的家族財富，更意味著中國的機會不均。
同一座城市就有如此顯著差別，更遑論內陸和沿海地區，像上海和北京之類的先進都市，跟農村比起來簡直是兩個世界。半島電視台提到，湖北省一地的學生必須為自己準備上課桌子，與大都市裡每間教室具有空調設備是天壤之別。根據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報告，當前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比1997年高出26%，比1985年高出68%，情況正一步一步惡化。
機會不均更為致命
導致貧富差距加大的原因有很多，解決之道也不是簡單一個或兩個政策就能提供。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Martin Whyte）將矛頭指向惡名昭彰的戶籍制度，戶口將人區分成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但居住在城市裡的農民工，無法享受同城市人一樣的社會服務，懷默霆告訴半島電視台，別的國家沒有這種類似“種性”的系統，也許是中國貧富差距格外緊張之主因。
半島電視台引用《經濟觀察報》刊載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一文的數據，估計2010年中國共發生18萬起“群體性事件”，也就是示威和騷亂，當中並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收入不均與群眾不安有關，儘管許多學者認為基尼係數0.4是一條警戒線，一旦超越動盪的機會也就越大，不過孫教授補充說：“大量研究顯示，收入不均不見得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機會不均才是罪魁禍首，若國家不能賦予公民公平的競爭機會，不滿將一天比一天上升。”
機會不均無法像收入不均以量化計算，但太子黨和領導人家族如何利用絕佳的政治網絡攫取鉅富早已是公開秘密。去年12月，彭博社揭露中共八元老的後代通過國有企業積累財富，早些時候它也對習近平家族進行調查，導致網站遭到屏蔽。同時《紐約時報》也不客氣，發表長篇《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令溫家寶形象大傷，即使這些報導都無指涉領導人參與不法勾當，但暗示著中國大部分資源被少數人挾持，機會不均恐比貧富不均更為致命。
總而言之，不管今天是不是中國人，都應期待未來這個龐大國家的人民安居樂業，享有充分自由，實現社會平等與正義，如此一來，她才稱得上真正崛起，才有資格成為全球領袖，為全人類謀求福祉。(《大事件》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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