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對話紅綠展開新頁

兩岸交往必須從「名實之爭」轉移到互動的行為面以及未來面，通過行為互動累積善意，以解疑慮，並在未來的願景上形成共識，才有利未來的和平統一。「紅綠」交往對兩岸都有好處。

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對話，過去長期以來，均由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和台灣的國民黨所壟斷，台灣的民進黨雖有大約四成五的政治實力，但因它堅持台獨的理念，北京始終拒絕與之來往，因而兩岸的對話就始終少了「紅綠」這一塊。而上個星期，紅綠這個板塊終於以一種曖昧的方式建立。那就是民進黨執政時做過行政院長的謝長廷，以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的名義與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在香港合辦了一場「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創新研討會」；接著又在北京國台辦的安排下，謝長廷在深圳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了面；此外謝又在深圳邀請了台商協會的成員進行政商座談。這已是謝長廷的第二次登陸。

謝長廷這次登陸，由於民進黨的包袱，他在原則問題上並沒有改變太多；北京方面也仍然咬定一中立場。紅綠雙方均未改變，但事實上由於情況的發展，雙方的確已感到紅綠交往的必要：對北京而言，它已體會到台灣的形勢有變，國民黨失去政權的可能性在增加，如果紅綠交往，將來萬一民進黨執政，雙方如果多了溝通，凡事就會有緩衝的空間，可以減少摩擦衝突的機會。對民進黨而言，雖然它贏得大選的機會在增加，但它也理解到，如果紅綠不交往，台灣內部對民進黨的信心就會無法大幅度增加，而且台商對民進黨的疑慮也無法消除，紅綠交往有益於民進黨溫和形象的建立，也有利於台商選票的爭取。因此紅綠交往對民進黨亦有利無害。

但我們也要承認，兩岸問題看似簡單，實質上卻極為困難：兩岸因國共內戰之故，當年統治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丟了大陸，因此在國家主權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個政權繼承合法，有歷史正當性的政府，台灣的中華民國則是個失敗的政府。北京如果承認了中華民國，那就等於接受了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因此為了主權的完整，北京當然必須咬定「一中」，「一中各表」已是它最大的彈性底線，台灣方面無論藍綠，都企圖將目前分裂的現狀永遠化，北京對此當然不可能接受。這也就是說，北京方面以「正名」優先，確定了「一中」的不可退讓，在理上當然是講得通，台灣無論藍綠，都著眼於文字上，企圖長保現狀，雖然其理不通，但卻其情可憫。

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尤其是中國總體經濟實力日增，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更大，中華民國保持現狀的可能已大幅縮小，台獨更是幾無可能。雖然北京已在中國統一的議題上穩佔上風，但當今國際形勢也在變，關心各國內政已成世界潮流，於是中國的內政問題遂成台灣藍綠拒統的最大理由，也就是說兩岸鬥爭主線，已由胡錦濤時代的「和平反獨」國共連線，進入習近平時代的「和平促統，和平拒統」，用當今兩岸的套語來說，那就是兩岸關係已進入了「深水區」，兩岸關係會變得更加複雜，難度也更高，民進黨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大過國民黨。

因此在這個時刻，我們認為謝長廷的登陸，它的意義其實大於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的「習吳會」。北京大體上已能掌控國民黨，但北京因為過去疏於紅綠對話，它對民進黨的掌控能力遂相當不足，未來兩岸關係如何演變，台灣本土性的民進黨無疑乃是最有終極發言權的政黨，兩岸問題絕不可能國共說了萛，最後一定是紅綠說了才萛，這也是我們一向主張北京不能只和國民黨交往，而應在國民黨和民進黨間保持等距的原因，如果只是國共聯手，北京就必須概括承受國民黨在台灣所犯的一切錯誤，而這是沒有必要的。

因此，這次民進黨要角謝長廷進二次登陸，實在是相當有建設性之旅︰（一）謝在會上提出「憲法各表」，我們當然知道憲法代表了合法的政府，一個統一的國家決不可能承認有兩部憲法，因此「憲法各表」仍是兩國論的變形，北京當然礙難接受，但值得注意的是，謝也提出「兩岸命運共同體」這種說法，他表示「我們沒有相同的過去，但是我們應該有共同未來的命運」。我們認為兩岸交往，如果只是在過去和現在這種「名實」問題上做文章，鑽縫隙，它註定是死胡同，兩岸交往必須從「名實之爭」轉移到互動的行為面以及未來面，通過行為互動累積善意，以解疑慮，並在未來的願景上形成共識，才有利未來的和平統一。

（二）兩岸問題有的是歷史已註定的，有的則是需要共同開創的，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即是註定了的歷史，已不容繼續糾纏浪費，兩岸應從大處著眼，替中華民族的未來多多攜手合作。一七零七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和平統一，為大英帝國立下了根基，也替工業新文明做出了貢獻，而英國冠冕上那款最亮的珍珠就是蘇格蘭，這是人類和平統一成功的榜樣，下一個會是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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