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諸歷史過往，世界上多數國家在發展成長過程，挑選國家領導人的時間空間情境，基本上可以大別為兩種：一種是外向型的領袖選舉，要挑選出可以對付外在大環境變遷的重大挑戰，或者外國外人外力的相逼侵略來犯，是國家處在抗拒外侮的時空階段之下，所必須的領導人；一種是內向型的領袖選舉，要挑選出一個能夠團結整合內部崩析離散、內爭內耗，以免國家利益、國民福祉俱受損害而不能復正、不能興利自益的這種內鬥內戰階段下，所必須的領導人。
台灣需要外向型領袖
對當前台灣的歷史時間位置與空間大環境的處遇狀況言，半個多世紀以來，乃至展望可預見的整個新新世紀，其實應當都是外在挑戰遠遠重大於內在挑戰，也就是說，台灣應該進行的是外向型的領袖選舉，而不是內戰型的領袖選舉。但是過去24年來，特別是透過大選機制的纏扯糾葛結果，卻將台灣的外向型國家需求本質，硬是被內聚限縮、矮化定義成為內戰國家情境，誤導國民挑選打內仗的領袖，而不是帶領對抗外部挑戰的「打出去的」領袖。李登輝與陳水扁都是把台灣擠壓界定成為「內戰階段」社會的關鍵人物。
今天來檢視蔡英文，是把2012年台灣總統大選，嚴限定義為一項內戰階段國家的領導人選秀競爭，所以乃優先定調，這是一次「台灣共識」與「九二共識」的抉擇。「台灣共識」主張背後的意識底蘊，其實就是一種在明確區分內與外界限的前提下，把「他的」推出去，把「我的」「壓一起（hold-in）」、「鎖進去（lock-in）」的一種政治經濟意識型態，本質是高度排他的，根本就是典型李登輝、陳水扁「內戰思維」的延續與堅持。
台灣共識鎖進來
在這一基礎思維之下，自然會在十年政綱中，訂定國家發展成長政策是以就業為導向的經濟戰略，以在地經濟取代全球經濟的不足，作為國政骨幹的願景主軸：主張勞工是經濟發展的根本，也就是對內分餅優先於向外造餅。
未來十年台灣命脈經濟發展，既是以就業為導向與在地經濟為根本，則反映出這種前提之下所必須要的國家產業政策，就是要以自給自足，高度勞動力密集的內需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力內向思維。這種勞動力密集類項的在地經濟型產業，當然都是規模不會太大，競爭力不會太強，經營模式保守的傳統中小型廠商為主，此與今天台灣發展階段所最必然需要的，世界級先進科技主導的自動化資本密集大廠商為主體的現在與未來，都是相悖逆的。
這種在地經濟為主軸的發展政策典範，也許最能符合「三中政策（中小企業、中下階級、中小鄉村）」的政治正確，但其自矮自縮自限的施政理念作為，其實正是典型的「鎖國經濟」，在新世紀全球化社會中，卻是絕對的經濟不正確。
台灣價值打出去
2008年馬英九後，已能跳脫領導人「內戰思維」的框限，比較眺高遠矚，希望讓這個國家社會可以調轉多年舛誤運動的龍頭，改以「創造台灣價值優先」的「先攘外後安內」大方略走，而可以具體看到的是，過去4年乃至在其黃金十年的國家願景中，馬英九領袖風格都是先打開在國際社會的「台灣價值」，再回轉頭來，擴大促進「台灣價值」在國內國民福祉與社會利益的更大附加價值。
相對於台灣共識為囿限，以台灣在地經濟為上綱的內向型思維，馬英九向外思維為核心的「台灣價值」策略，卻是可由點到線而壯大、成長、外延、加強，而到面乃至到全球之體，使台灣價值不止是「台灣人民的驕傲」，更是「亞洲的驕傲」，甚至是「全世界的驕傲」。
2012年台灣總統大選，是再一次針對國家領導人的最重大選擇，這種出於領導人之主動發動而對國家處境與國家願景，所作出的再定義與再設想，包括內戰思維的台灣共識與外向思維的台灣價值，都應當是今天全體國民面對競逐者的一種極重要選項依據；對於國家領導人的格局與位勢，尤其是絕對不容輕忽的。只可惜，直到目前，整個台灣社會的氛圍與眼界，似乎並未能夠從李登輝與陳水扁的長期鎖國綁架中，完全被釋放出來。
（作者為環球經濟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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