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藤嘉一 |
| 「朝鮮半島穩定」很有可能成為後冷戰時期中日兩國共同面對的戰略基礎。 |
| 加藤嘉一，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零一零年獲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學位，現任北大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研究員，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等專欄作家。中文著作有《中國，我誤解你了嗎？》﹑《愛國賊》等。 二零零五年，我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就讀本科期間，上過日本問題專家梁雲祥老師教的「國際政治概論」課，我第一次聽到「共同戰略基礎」這個詞彙，梁老師列舉冷戰前後中日關係面臨的外在因素，來解釋二十一世紀初期兩國關係更容易陷入結構性困境的原因，其外在因素是「蘇聯解體」。二零一一年年底，此刻正好是蘇聯解體二十週年。時間的流逝總比人類的進步快很多。 他認為，冷戰期間中日都面對蘇聯這一「共同的威脅」，而許多其他國內外的潛在問題沒有變成實際的問題。冷戰崩潰後，中國和日本失去了來自蘇聯的威脅這一「共同戰略基礎」，因而開始面對原來沒有表面化的問題，包括歷史認識、領土爭端、能源開發、經貿摩擦、食品安全、軍事交流、政治互信等。這些問題超越兩國合作的動機願望而浮出水面。 對日中關係來說，如何尋找二十一世紀的、後冷戰時代的共同戰略基礎？這是一個決定未來兩國關係走向的關鍵課題。我開始思考今天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共同戰略基礎」到底何在，又何從何去。 綜觀最近幾年的兩國關係，總的來說，日中自冷戰結束後始終處於摸索共同戰略基礎的狀態。與人際關係或者企業關係一樣，如果兩者之間存在必須共同面對的目標，其他問題就很難成為他們倆吵架的原因，而這些可能引起吵架的不安要素越往後越好。國家間關係也如此。從如今兩國的狀態來考慮，實際上，共同戰略基礎是不少的。 最典型的應該是日益深化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二零零八年，日中兩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二千六百六十八億美元，一零年超過了三千億美元。中國成為日本第一貿易夥伴，日本則是中國第四貿易夥伴（前三位為歐盟、美國、東盟）。在如此緊密的相互依存關係下，兩國政府敢不敢輕易破壞大局呢？在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的時代，日本經濟界不斷向小泉要求立刻停止參拜靖國神社，主張「在歷史認識等敏感問題上與中方對著幹必將破壞國民之前的感情基礎，從而損害為日本經濟復甦作出傑出貢獻的日本在華企業的商業利益」。 企業家的施壓對堅定不移堅守信念的小泉沒起到明顯的牽制作用，但至少來自經濟界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對於隨後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以及政權交替後的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這些國家領導人來說，來自經濟界迫切渴望日中政治關係穩定的施壓效果直接而深刻。經濟界的生命已經與中國這一生產和市場基地密不可分。國際關係學者最近加強力度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日中關係而言，政治與經濟更是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們應該立即開設「日中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 除了經貿關係外，朝鮮問題的六方會談、台海兩岸關係等地區安全議題、跨越國界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能源問題、或多或少影響國民間相互認知的文化交流、很大程度上決定兩國交流狀態的社會關係以及最近經常發生的地震、海嘯等防災問題等，都是兩國能共同努力的合作議題。 朝鮮半島無核化不是直接關係到兩國國民的安全嗎？兩岸關係的穩定不是與日本的安全保障有關係嗎？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上，中國不是需要日本過去所經歷過的教訓以及所積累下來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嗎？兩國在東海油田的開發問題上持續展開協商對話，合理地分配利益不是能實現雙方領導人所倡導的「使得東海變成合作、和平、友好之海」嗎？中日公民圍繞各自所感興趣的對方傳統或現代文化進行交流，加深相互理解不是對兩國國民感情的穩定發展有極大好處嗎？通過各種渠道推動兩國間人際來往不是能為他們提供更加生動、新鮮了解對方的機會嗎？天災不是敵人，而是各國公民共同打交道的對象，自然是個朋友，那麼兩國共同探討人類如何與自然相處，追求「以和為貴，天人合一」難道不是有利於兩國公民共創和諧嗎？上述這些要素難道不是兩國政府和公民追求共同生存、共同發展的戰略基礎嗎？ 冷戰已經結束。當時明顯而直接的共同威脅——蘇聯已經不存在。不過，如果兩國能積極主動地發現、挖掘共同戰略基礎，它們的活力和潛力並不亞於冷戰期間。我們需要培養適應能力，我們需要鍛煉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本領。 十二月十七日，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逝世，我首先深表哀悼，認為不管其體制或價值觀有多大的不同，誤解、甚至仇恨有多深，國際政治需要把一切問題提升到人性這一高度的智慧。在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訪華之際，與中方領導人就「實現朝鮮半島穩定符合兩國共同的利益」達成了共識。「半島穩定」很有可能成為僅次於冷戰時期的「蘇聯威脅」，後冷戰時期兩國共同面對的戰略基礎，對此，我充滿信心。 假設時代是不斷進步的，人類也必須跟著時代進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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