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真把藏人当作同胞

有一次我到美国做访问的时候，恰逢美国正在过万圣节，美国人都忙着合家团聚。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很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做客。这位朋友离过一次婚，当时已经与第二任妻子组成了新的家庭，又生了一个女儿。他与前妻有一个女儿，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到他家之后惊奇地发现，他的妻子与他前妻所生的女儿相处地十分融洽，一点也没有“后妈”的异样感觉。我于是在他家很愉快地吃了一顿晚饭。

饭后，这位朋友说，我要带女儿去前妻家聚会一下，你也一起来吧。这让我很不好意思，因为作为中国人，一想到前妻，首先出现的感觉是：这得多尴尬啊。况且他们各自都有了新的家庭。这样的两个家庭聚到一起的场合，好像不是很适合我这个外人在场。但这位朋友一点儿都没觉得别扭，他的女儿情绪也挺高。盛情难却，我就跟着去了。过去之后我惊奇地发现，这位朋友跟前妻的现任丈夫关系也很友好，见面后两个人很大方地坐在一起喝啤酒聊天。他的前妻与现任丈夫也有了一个儿子，而且我这个朋友的前妻和她现任丈夫的儿子跟朋友和前妻的女儿，包括我朋友和现任妻子的女儿，都相处地也非常好，孩子们非常快活地打打闹闹。

我越看越纳闷儿。在我的中国朋友中，从没见过两个离过婚的人还能相处地这么友好，特别是孩子们之间也毫无隔阂。无论如何，离婚总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而这两家人却能一起上街看万圣节游行，其乐融融。而且在聚会结束后这位朋友把女儿留在前妻家里，让她跟妈妈生活几天。

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了，问他，你们都离婚了，关系怎么还能这么好啊。朋友解释说，我跟我的前妻离婚，确实是因为我们在一起过得很不快乐，但我们在爱女儿这一点上还是一样的。我们最担心的事就是怕女儿因为我们的离婚而受到伤害，因为她不能再同时跟我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希望逼她在父母之间做一个选择，而是决定用这种更友好的交往方式让她与两方都保持愉快的关系，这样对她的发展比较好。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在我们离婚后，女儿的身体和精神都狠健康，学习也很优秀，我们都为她感到骄傲。虽然我们各自重新组织了家庭，但在女儿的成长上是完全合作的。我对女儿的教育、健康等各方面有什么想法，也会及时与前妻进行交流。

我听完之后觉得很是感动，因为在中国也有很多离婚的父母，但很少有人能像这位朋友和他的前妻这样，把跟孩子的关系处理地这么好。我们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要逼着孩子做出选择，和另一方面划清界限，假如孩子跟了母亲，母亲就会说，你爸爸是个混蛋，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不要咱娘俩了；假如孩子跟了父亲，父亲就会说，你妈妈不要脸，跟别的男人跑了，一点都不关心你。都要表现一种独占性的爱。这样，仇恨和压抑就会在孩子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让孩子产生各种心理问题。而这位美国朋友和她的前妻的做法显得更加成熟理性，而且是真正把孩子放到第一位来考虑的。这种友好的合作不得不让人心生敬佩。

这位美国朋友的做法，不仅让我领悟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让我看到了社会和社会，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到底存在着多大的可能性。我在藏区调研的时候，经常想起这位美国朋友的选择。如果我们真像我们宣称的那样把藏族都当作我们的同胞，我们是不是该站在他们的情感立场上考虑考虑。对于藏区问题，中央政府现在的做法是，强迫藏族同胞站队，以表明自己是跟达赖喇嘛分裂集团是界限分明的，是拥护中央政府的。但我在与普通的藏族人交流的时候观察到，几乎没有一个藏族人会从心底否定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就是他们的观音菩萨，就是他们的庇护神，达赖喇嘛就像一位慈母一样，受到藏区人民广泛的热爱。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象是，因为藏传佛教的熏陶，也很少有藏民会对汉族人和政府有很强烈的仇恨感，因为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人死后是要转世投胎的，我这辈子是藏民，也许下辈子就是汉人。因此，虽然藏人对政府的很多政策十分不满，但双方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于是我就想到，有了这两个基础，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比作一对离婚的夫妻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对“夫妻”的“离婚史”。1959年，因为当时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极左政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很多人说这是达赖喇嘛意欲分裂祖国的“叛逃行径”。但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在藏区搞土地改革，查封寺庙，强迫和尚和尼姑结婚，在青海和甘肃已经搞得鸡犬不宁，达赖喇嘛除了逃跑还能有什么选择。班禅喇嘛倒是没有逃跑，文革中就被关监狱了，甚至还被组织安排结婚了。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正史也不能否认的，对藏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所以说达赖喇嘛的“叛逃”，实在是迫不得已，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极左政策来负，今天的执政当局应该和毛泽东政策做越彻底的切割越好，但距今为止也今天的共产党也没有为那段历史做出一个有诚意的检讨。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过达赖喇嘛的言论就会发现，直到今天，他也没有辱骂过中国，没有辱骂过汉族人，以及汉族主体的中央政府，反倒是我们的政府在无数次羞辱达赖喇嘛，说他“窜访”各国，是“西方反华势力要挟中国的一枚棋子”,要“复辟农奴制度”。在此过程中受伤最深的是广大的无辜的藏族人，他们在情感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和某些汉族干部的政策，就好像国内某些离婚父母的丑陋行为一样，不断向藏人灌输仇恨和压抑。种种的政治说教，以及逼迫藏人与达赖喇嘛划清界限的行为，逼迫他们表态谴责达赖喇嘛，都是十分不理智的，没有慈悲，没有智慧。

这位美国朋友与他的前妻，尽管相互之间不存在爱意了，但对女儿的爱还是一致的。同样，先抛开对责任的追究，以汉族人为主体的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能不能找到共同利益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达赖喇嘛从未说要分裂中国。他自己已经强调过多次，他只是在要求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这是一个很好的谈话基础。但我们的政府一直坚持说他就是在搞分裂，这是一种不理智而且不讲理的态度。中国政府有意识地不给达赖喇嘛辩解的机会，屏蔽他的声音，让他系统的论述始终不能在中国跟公众见面。这样做只会加深误解，而不会形成理性的、和解的态度。

我曾经设想，能不能像意大利那样，在拉萨给达赖喇嘛划出一个0.44平方公里的“梵蒂冈”呢？这样一切问题都好解决了。将这很少的土地划为达赖喇嘛的教皇国，让他可以发行自己的邮票，也可以构建独立的军队。反正就这么点儿地，不可能对这么大的中国安全造成什么影响。而且达赖喇嘛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认可的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影响力可以覆盖到整个外蒙古，尼泊尔，不丹，甚至是印度的一大部分地区。设这样一个教皇国，只会增加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能有荣幸供养这么一位世界级的宗教领袖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中国未来在处理很多等外交问题时，会更加游刃有余。而且这样会使整个藏区对中央政府更加有向心力，有利于藏区的稳定，甚至有利于发展旅游和藏区经济。全世界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达赖喇嘛，心系故土，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们却在拼命地把他往外赶，真是自毁长城。

我曾经跟某个很高级别的、已退休的统战部干部谈过这个想法，问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他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如果这事放到邓小平时代，完全有可能。但今天的执政者没这个心思去做，也没有足够的威信去做，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在藏区培养出一个既得利益阶层，就是被统战系统称为“吃维稳饭”的一群人，也就是被藏族同胞称为“藏奸”的一群人。这些人是最害怕达赖喇嘛回来的，而不是汉人。

因此，达赖喇嘛与汉族人以及中国政府的矛盾，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不可调解，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等我们的社会更加成熟一点，中国政府能够和达赖喇嘛成功“复婚”。现在我只能希望达赖喇嘛自己能足够长寿。他越长寿，就越有机会看到中国执政者走向理性的那一天。

作者：郭宇宽，《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