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團市委一步跨入團中央，當上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李源潮給當時的同事留下的印象是懵懵懂懂，那時他身上的書生氣與官場習氣還有點格格不入，文思詠與任知初《胡錦濤傳》中曾提到過，李源潮當時下到各省市去調查時堅持要遵守中央規定的“四菜一湯”，否則就不肯入座就餐，或者堅持要自己付費，下面團省市委接待者當然不允，於是弄得場面僵持，有時團省、市委書記很是下不來台，事後一肚子意見。
還有一次，李源潮去四川出席探討團組織在新形勢下如何定位的座談會，在會上發表看法，肯定了某些省市共青團組織開設企業的嘗試。他的這個看法，被與會的新華社記者整理出來寫成一份“內參”，報到中央。時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兆國讀到，又聽到中央某些元老對“團辦實業”這一嘗試不以為然的風聲，突然光臨團中央機關，當著李源潮的面，不點名地批評這種主張“改變了共青團組織的性質和宗旨”，李源潮十分難堪。如果王兆國後來沒有遭貶抑，很難設想李源潮是否還能在官場上晉陞。
儘管李源潮在團中央工作時期仕途不暢，但沒有官架子的他，給與其接觸的人都留下很深印象。上海的老同學稱他一直很有人情味，北京的同事和朋友稱他重情重義。
據知情者說，李源潮的同班班長是位女生，文革時期曾是學校的造反派，在李源潮調到團中央工作後，這位女班長曾到北京找過李源潮。女班長到傳達室說找李源潮，他當時不在辦公室，但過了幾分鐘後李源潮回到辦公室，聽說自己的班長來找他，便急忙從樓上跑下來，但女班長已經離開了。
幾年後，李源潮回上海開會時，告訴幾位同學到自己所住的賓館聊聊，並特意囑咐同學一定要找到女班長。當時李源潮曾跟聚會的同學說，如果我們文革時期在一起玩的，這次找不到沒有關係；如果他（她）是造反派，就要設法找到，就要多關心他們，讓他們感受到同窗的情義。
李源潮重情義還體現在他與著名音樂家施光南交往上。1990年，同為全國青聯副主席的施光南病逝，李源潮撰文《施光南的歌》悼念，回憶與施光南交往的點點滴滴，深情地寫道：
“光南走了，走得這樣突然。在他猝然倒下的前一天晚上，我們倆還在電話裡談了半個小時的歌，談他嘔心瀝血的《屈原》，談他夢寐以求的音樂會，談民歌在青年人中間的新知音。他倒在鋼琴上，倒在他的歌聲裡——他的一生就是一組傳世的歌。”
在團中央，李源潮分管宣傳，並且擔任全國青聯副主席，後來又兼任中國少年先鋒隊工作委員會主任。當時團報《中國青年報》很有活力，言論大膽尖銳，也給李源潮帶來不少壓力，尤其是六四期間更令他被中宣部指責為態度軟弱。
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中國青年報》是堅持採發來自廣場的報導的黨報之一，該報記者盧躍剛甚至在鎮壓即將開始的6月2日，仍然蹲在天安門廣場採寫新聞。《中國青年報》記者李大同代表1013名首都記者，向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要求新聞改革並且與高層會面。後來，時任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在李源潮陪同下，前往青年報社參加座談會。
六四之後，《中國青年報》遭到清算，但李源潮並沒有落井下石，而是到報社安撫人員，希望大家同舟共濟。
一位北京政治觀察家告訴我們，李源潮在六四期間的優秀表現，他所表現出來的正義感和同情感，以及他在六四之後所受到的委曲，仕途暗淡飽受冷落，這樣的遭遇在今天看來，都讓李源潮的人格顯得更為突出。可以說在十八大常委候選人中，李源潮在六四期間的表現是最能拿出手的。若是從歷史角度看，六四事件對李源潮而言，他是個得益者；若從未來角度看，六四也將成為李源潮最大的政治資源。(《內幕》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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