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的前身是著名的《红旗》杂志，后者于1958年在毛泽东亲自倡议下创刊，成为中共中央主办的权威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是“大跃进”和中苏分裂的产物，后来成为文革前后万人瞩目的“两报一刊”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正统意识形态的体现。1988年6月，《红旗》杂志停刊，7月更名为《求是》并正式创刊，目前为半月刊。
有观察者指出，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近年来在每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中发表文章似乎成了一个惯例：如2008年1月1日发表胡锦涛的文章《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2009年1月1日发表胡锦涛的文章《努力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到新水平》；2010年1月1日发表胡锦涛的文章《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局面》，而2011年则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胡锦涛的这篇文章，事实上是他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上讲话的一部分，本次全会的主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示了九项决定。其中将“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作为“突出矛盾和问题”之一，并专辟一段“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强调要“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这种政策宣示，也被看作是2011年年末以来各地推行包括微博在内的网络实名制的源头。
胡锦涛在《求是》上的文章原文表述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胡锦涛讲话的高亢调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相关决定、会议公报、宣传部长刘云山讲话、《人民日报》社论、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等各个权威渠道中，都没有出现关于“国际敌对势力”的内容。
相反，全会《决定》提到“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甚至提到“鼓励文化单位同国外有实力的文化机构进行项目合作，学习先进制作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进行文化科技研发，发展服务外包。”而对立色彩较强的表态也不过为“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同样，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中也完全没有提到“国际敌对势力”的措辞。
会议闭幕后，中共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在《人民日报》撰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中也仅提到“我们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绝不能照搬别国的文化发展模式”，甚至大篇幅地阐发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在内部学习中甚至提出“在同西方和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潮交融交流的过程中，吸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营养，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要以更加宽广的眼界、更加广阔的胸怀来对待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另外，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人民日报》社论与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恪守《决定》和《公报》的口径，同样提到“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而没有向强硬方向走得更远。由此看来，“交流交融交锋”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中性化表述，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共宣传口径的统一措辞。而胡锦涛文章在提到这两个概念的同时，也加上了原来《决定》中所没有的、战斗色彩强烈的“占据文化发展制高点”的提法。
因此，耐人寻味的是，为何胡锦涛会在新年之际发表和中央全会《决定》口径严重不符的“国际敌对势力论”？如果今天面世的讲话稿是当初十七届六中全会讲话原文，那么它表明，胡锦涛的“国际敌对势力论”并没有被吸收进最终版本的《决定》，这同时似乎也说明，胡锦涛的强硬立场在党内属于少数派，甚至可能没有得到一贯保守的宣传部门的呼应。而他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其权威也不足以力排众议，把少数意见写入最终会议《决定》。事实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讲话被宣传部门搁置两个多月，然后安排在以正统保守著称的党刊发表，这本身就是不同寻常的现象。
而考虑到中共对舆论的掌控历史，另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则是，面对2011年年末党外知识界的激烈争论，以及乌坎、海门等地的民众维权抗争，中共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借胡锦涛每年在《求是》发文的机会，在原来讲话的基础上刻意提高调门，以“国际敌对势力”为假想敌，加大舆论控制力度。这和乌坎事件初期当局指“境外反动势力”为幕后黑手的做法非常相似。作为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求是》半月刊，编辑步骤大约是12月25日左右发稿，27日左右付印，仍然有可能对此前的思想和社会冲突做出回应。然而这两种可能性，都需要接触过胡锦涛讲话原文的党内人士来确证。
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亚洲新闻通讯社”对胡锦涛的讲话有敏感反应，称《求是》上发表的文章仅是胡锦涛的讲话摘要。而没有公开发表的部分讲话中谈到了基督信仰的“文化渗透”，“《求是》同时发表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攻击基督信仰和天主教会文章也绝非偶然的巧合”（但朱维群的《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事实上发表于2011年第24期——本台注）。“亚洲新闻通讯社”称，胡锦涛发动了一场“针对西方（和基督信仰）的文化大革命”
风起于青萍之末，正如当年江青授意下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章在北京的转载问题，起初不为人所关注，最终却成为文革的一个爆发点。胡锦涛的“国际敌对势力论”是否成为新的政治运动起点，仍然有待于时间来验证，尤其需要观察宣传部门对这一论调的响应情况。观察家通常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非常不同于毛泽东时代，尽管极左思潮仍有根基，但最高领袖以个人魅力来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然而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各种政治力量博弈激烈，任何异动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胡锦涛被搁置两月的“国际敌对势力论”此时发表，虽然有可能从他个人的僵硬意识形态背景中找到根源，但既明显不同于中共中央全会口径，又不符合他一贯的稳妥守成风格，不由让人嗅到一丝“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气息。
有观察者指出，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近年来在每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中发表文章似乎成了一个惯例：如2008年1月1日发表胡锦涛的文章《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2009年1月1日发表胡锦涛的文章《努力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到新水平》；2010年1月1日发表胡锦涛的文章《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局面》，而2011年则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胡锦涛的这篇文章，事实上是他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上讲话的一部分，本次全会的主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示了九项决定。其中将“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作为“突出矛盾和问题”之一，并专辟一段“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强调要“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这种政策宣示，也被看作是2011年年末以来各地推行包括微博在内的网络实名制的源头。
胡锦涛在《求是》上的文章原文表述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胡锦涛讲话的高亢调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相关决定、会议公报、宣传部长刘云山讲话、《人民日报》社论、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等各个权威渠道中，都没有出现关于“国际敌对势力”的内容。
相反，全会《决定》提到“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甚至提到“鼓励文化单位同国外有实力的文化机构进行项目合作，学习先进制作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进行文化科技研发，发展服务外包。”而对立色彩较强的表态也不过为“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同样，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中也完全没有提到“国际敌对势力”的措辞。
会议闭幕后，中共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在《人民日报》撰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中也仅提到“我们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绝不能照搬别国的文化发展模式”，甚至大篇幅地阐发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在内部学习中甚至提出“在同西方和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潮交融交流的过程中，吸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营养，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要以更加宽广的眼界、更加广阔的胸怀来对待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另外，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人民日报》社论与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恪守《决定》和《公报》的口径，同样提到“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而没有向强硬方向走得更远。由此看来，“交流交融交锋”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中性化表述，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共宣传口径的统一措辞。而胡锦涛文章在提到这两个概念的同时，也加上了原来《决定》中所没有的、战斗色彩强烈的“占据文化发展制高点”的提法。
因此，耐人寻味的是，为何胡锦涛会在新年之际发表和中央全会《决定》口径严重不符的“国际敌对势力论”？如果今天面世的讲话稿是当初十七届六中全会讲话原文，那么它表明，胡锦涛的“国际敌对势力论”并没有被吸收进最终版本的《决定》，这同时似乎也说明，胡锦涛的强硬立场在党内属于少数派，甚至可能没有得到一贯保守的宣传部门的呼应。而他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其权威也不足以力排众议，把少数意见写入最终会议《决定》。事实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讲话被宣传部门搁置两个多月，然后安排在以正统保守著称的党刊发表，这本身就是不同寻常的现象。
而考虑到中共对舆论的掌控历史，另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则是，面对2011年年末党外知识界的激烈争论，以及乌坎、海门等地的民众维权抗争，中共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借胡锦涛每年在《求是》发文的机会，在原来讲话的基础上刻意提高调门，以“国际敌对势力”为假想敌，加大舆论控制力度。这和乌坎事件初期当局指“境外反动势力”为幕后黑手的做法非常相似。作为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求是》半月刊，编辑步骤大约是12月25日左右发稿，27日左右付印，仍然有可能对此前的思想和社会冲突做出回应。然而这两种可能性，都需要接触过胡锦涛讲话原文的党内人士来确证。
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亚洲新闻通讯社”对胡锦涛的讲话有敏感反应，称《求是》上发表的文章仅是胡锦涛的讲话摘要。而没有公开发表的部分讲话中谈到了基督信仰的“文化渗透”，“《求是》同时发表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攻击基督信仰和天主教会文章也绝非偶然的巧合”（但朱维群的《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事实上发表于2011年第24期——本台注）。“亚洲新闻通讯社”称，胡锦涛发动了一场“针对西方（和基督信仰）的文化大革命”
风起于青萍之末，正如当年江青授意下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章在北京的转载问题，起初不为人所关注，最终却成为文革的一个爆发点。胡锦涛的“国际敌对势力论”是否成为新的政治运动起点，仍然有待于时间来验证，尤其需要观察宣传部门对这一论调的响应情况。观察家通常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非常不同于毛泽东时代，尽管极左思潮仍有根基，但最高领袖以个人魅力来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然而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各种政治力量博弈激烈，任何异动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胡锦涛被搁置两月的“国际敌对势力论”此时发表，虽然有可能从他个人的僵硬意识形态背景中找到根源，但既明显不同于中共中央全会口径，又不符合他一贯的稳妥守成风格，不由让人嗅到一丝“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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