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重庆系列
“重庆的户籍改革，最终是会促成取消户口的概念。不管你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你如果在工厂工作就是工人，在农村工作就是农民，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不是像现在这样把所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都与身份联系起来。”
重庆市发改委办公室里，副主任徐强耐心地向来访记者说明重庆市推进户籍改革的思路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综合手段。
如多数重庆官员一样，徐强知道外界对重庆议论很多，有赞美但尖锐质疑也不少。
他承认户改过程可能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都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农民工转户将对农民及其下一代的生活方式有巨大改变，中国要从城乡分割二元体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随着时间的推进，户改的意义更为显著。
重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路径之一，是让农民工转户为城市人。这个政策自去年8月启动以来，已有300万人转户，其中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占了190万，他们将重庆的城市化率从原来的30%左右，提升到37.7%，市政府力争到2015年，把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到50%，达到城市与农村人口一对一的比例。
另一个路径——是让原本散居的农民，搬进政府兴建的农民“新村”。
精打细算的政策
说到新村，徐强拿出一整叠重庆市建委给农民的建筑蓝图，里头分别有经济型、适用性、小康型三种设计。当农民从散居的状态搬到新村时，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经济负担能力与需要，选其中的设计，建设自己的新房。
在重庆的公租房“民心佳园”里，小朋友在开心嬉戏。根据重庆官方数据，目前全市公租房已配租11万套，惠及30万人（上图）。下图是重庆市建委为农民搬到新村后建新房所提供的建筑设计蓝图。这是经济型住房，占地面积仅67.56平米，工程)造价4万人民币（约8000新元）。
作为一个例子，重庆“农民新村”的政策设计相当有代表性地体现了重庆市政府精细的思维。在这里，资源被精打细算地计算，精细地利用，政策设计也往往集合了对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重考虑。 也因为如此，政策与制度的运作方式，像一道道数学题，不仔细琢磨不好理解。
据介绍，重庆2000万农民中只有几百万农民是聚居的，其他大多数属于散居状态。农民新村的设立，就是鼓励散居的农民集中居住，政府为新村修建公路、路灯、学校等基础设施。当新村规模集中到200户人家时，这里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的社区就没太大差别了。
而农民集中居住后，原本一户农民住房所占的约0.8亩（一亩为666平方米）的宅基地，能节约出0.3－0.4亩土地。这些土地复耕为耕地后，就形成一种“建设用地指标”，或称“地票”。“地票”属于村集体和村民，村集体将“地票”拿到重庆独有的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可以转让给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对象。
利用地票交易的所得，扣除工续费及15%上缴农村集体，农民搬到新村，盖新房子基本上可以不再掏钱。
上述模式能够运行的关键，是重庆2008年成立的土地交易所及其开创的“地票”制度。清华大学学者崔之元对本报形容为中国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试验”，其特点是让农民集体拥有的农村土地使用权，能够通过交易转换为资源。据崔之元观察，地票交易价格每亩在1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21万新元）左右，远远高于一般的征地补偿，这就使中国官方一直宣导的“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的理想，有了可以具体操作的直接途径。
地票制度也让农民在转户进城时，能有一些“起始资本”。倘若愿意退出土地，他们可以通过“地票交易”转换出一笔资金，到城里付首期买房，甚至是创业做小本生意。
户改是为争土地？
不过，当局围绕户改、地票、新村政策推出的这套“完美设计”，依然是不能避免地招来质疑。学界与民众的最大疑虑是：政府是企图榨出农民手上的土地。
有学者测算，除去一半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重庆现约有400万农民工留在重庆主城内打工。按照每个农民有1亩地算，户改的成功意味着政府入库400万亩地。
事实上，农民对此确实心有警惕。数据显示在300万转户农民中，只有30%表示愿意退地。在社会疑虑中，重庆市长黄奇帆曾明确强调，转户不与承包地、宅基地挂钩，不设指标。
但说到底，让进城农民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最终退出土地，这是政府期望的长远结果。徐强自信地相信，在农民工进程五至十年后，在养老、就业等方面获得保障后，对土地的依恋会逐渐减少。他说：“农民退出土地会成为最后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农民自愿的，不是政府强迫的。”
在这个过程中，像沈平燕（25岁，汽车厂员工）这样的转籍农民工，也更期待在城市有个安乐窝。
沈平燕同时利用了重庆市户籍改革与公租房的两项政策。今年5月，沈平燕与丈夫、和5岁女儿搬入了被称为重庆市公租房样板“民心佳园”小区，约60平方米的2室1厅单位，每月租金600元，也就是一平方米10元，比市价低40%。
这个房价较她原租住的房子还多100元，但是这里租约稳定，附近有幼儿园，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她的梦想是利用公租房政策，5年后将房子“一点点买下来。”
从外地来到重庆打工的沈平燕对这里的生活相当满意，对生活没有太大要求，也肯定现在的社会福利、政策都越来越好。
拉平城乡差距，让买不起房的“夹心层”租上房子，重庆的两大政策直指中国民怨集中的领域，在对外形象的展示时也标榜“红色文化”，力图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治理样板。重庆市领导将精细的惠民政策与“红色文化”联系在一起，但在实际上，这两者的联系是否那么深，市民对两者的认同是否一致，却让人好奇。
在记者走访的几天里，繁华的重庆市区里一片车水马龙，今年前三季度高达16.5%、排名在全国第一的经济增长率，使这个地方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氛围；大型购物商城里流淌着重庆原有的浓厚消费气息。如果不是对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敏感，外人在大街上，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其实感觉不到多强的“革命文化”色彩。
这可能说明，优良的公共政策设计不一定要与意识形态挂钩；换个角度说，民众享受与认同更好的公共服务，对于重庆市政府由上而下灌输的意识形态宣传，不为所动。
在街上与不同市民聊天，谈起这几年的生活变化，他们告诉记者，治安改善了；至于“唱红”或者被外界称为中国第一个“红色频道”的重庆卫视，不少民众形容说：那是退休干部的爱好。
一个小店主疑惑地反问说：“有这样的（红色）频道吗？”
早报
据介绍，重庆2000万农民中只有几百万农民是聚居的，其他大多数属于散居状态。农民新村的设立，就是鼓励散居的农民集中居住，政府为新村修建公路、路灯、学校等基础设施。当新村规模集中到200户人家时，这里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的社区就没太大差别了。
而农民集中居住后，原本一户农民住房所占的约0.8亩（一亩为666平方米）的宅基地，能节约出0.3－0.4亩土地。这些土地复耕为耕地后，就形成一种“建设用地指标”，或称“地票”。“地票”属于村集体和村民，村集体将“地票”拿到重庆独有的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可以转让给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对象。
利用地票交易的所得，扣除工续费及15%上缴农村集体，农民搬到新村，盖新房子基本上可以不再掏钱。
上述模式能够运行的关键，是重庆2008年成立的土地交易所及其开创的“地票”制度。清华大学学者崔之元对本报形容为中国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试验”，其特点是让农民集体拥有的农村土地使用权，能够通过交易转换为资源。据崔之元观察，地票交易价格每亩在10万元（人民币，下同，约21万新元）左右，远远高于一般的征地补偿，这就使中国官方一直宣导的“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的理想，有了可以具体操作的直接途径。
地票制度也让农民在转户进城时，能有一些“起始资本”。倘若愿意退出土地，他们可以通过“地票交易”转换出一笔资金，到城里付首期买房，甚至是创业做小本生意。
户改是为争土地？
不过，当局围绕户改、地票、新村政策推出的这套“完美设计”，依然是不能避免地招来质疑。学界与民众的最大疑虑是：政府是企图榨出农民手上的土地。
有学者测算，除去一半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重庆现约有400万农民工留在重庆主城内打工。按照每个农民有1亩地算，户改的成功意味着政府入库400万亩地。
事实上，农民对此确实心有警惕。数据显示在300万转户农民中，只有30%表示愿意退地。在社会疑虑中，重庆市长黄奇帆曾明确强调，转户不与承包地、宅基地挂钩，不设指标。
但说到底，让进城农民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最终退出土地，这是政府期望的长远结果。徐强自信地相信，在农民工进程五至十年后，在养老、就业等方面获得保障后，对土地的依恋会逐渐减少。他说：“农民退出土地会成为最后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农民自愿的，不是政府强迫的。”
在这个过程中，像沈平燕（25岁，汽车厂员工）这样的转籍农民工，也更期待在城市有个安乐窝。
沈平燕同时利用了重庆市户籍改革与公租房的两项政策。今年5月，沈平燕与丈夫、和5岁女儿搬入了被称为重庆市公租房样板“民心佳园”小区，约60平方米的2室1厅单位，每月租金600元，也就是一平方米10元，比市价低40%。
这个房价较她原租住的房子还多100元，但是这里租约稳定，附近有幼儿园，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她的梦想是利用公租房政策，5年后将房子“一点点买下来。”
从外地来到重庆打工的沈平燕对这里的生活相当满意，对生活没有太大要求，也肯定现在的社会福利、政策都越来越好。
拉平城乡差距，让买不起房的“夹心层”租上房子，重庆的两大政策直指中国民怨集中的领域，在对外形象的展示时也标榜“红色文化”，力图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治理样板。重庆市领导将精细的惠民政策与“红色文化”联系在一起，但在实际上，这两者的联系是否那么深，市民对两者的认同是否一致，却让人好奇。
在记者走访的几天里，繁华的重庆市区里一片车水马龙，今年前三季度高达16.5%、排名在全国第一的经济增长率，使这个地方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氛围；大型购物商城里流淌着重庆原有的浓厚消费气息。如果不是对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敏感，外人在大街上，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其实感觉不到多强的“革命文化”色彩。
这可能说明，优良的公共政策设计不一定要与意识形态挂钩；换个角度说，民众享受与认同更好的公共服务，对于重庆市政府由上而下灌输的意识形态宣传，不为所动。
在街上与不同市民聊天，谈起这几年的生活变化，他们告诉记者，治安改善了；至于“唱红”或者被外界称为中国第一个“红色频道”的重庆卫视，不少民众形容说：那是退休干部的爱好。
一个小店主疑惑地反问说：“有这样的（红色）频道吗？”
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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