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源：论“重庆模式”的倒掉

昨天，总理对“重庆模式”定了性，今天，薄就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由张来兼任。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透明半透明的看见过政坛演绎，所以很兴奋，虽然不允许留言评论，无疑，谈论和各种语气的谈论充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这应该也算是“重庆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趋向透明的影响。在王立军事件上，这个影响就开始显现，从来都讳莫如深云山雾罩的政治事件突然一下子就走进了千家万户，街头巷尾，一片沸腾之声。

透明总是好的，总理说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对的，不然的话，若干年之后，又有人出来为之平反，历史将又要轮回了，中国人民也要在轮回的宿命里煎熬了。

“重庆模式”随着薄的离职正式落下帷幕，“重庆模式”为什么能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定性为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的不祥之兆？

“重庆模式”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均贫富啊，取消城乡户口啊，打黑除恶啊，等等。这些都没有错，错的是推动这些工作的方式，运动的方式，文革的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知道是运动的文革的方式？我告诉大家，不是运动的方式文革的方式不会取得这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成果。法治的方式是个缓慢的过程，人治的运动和文革的方式则可以速成。反过来推，因为重庆短时间内的改天换地，所以得出了“重庆模式”的人治的特质，运动的特质，文革的特质。

中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程序不合法，手段不合法，那么取得的结果也不会被承认。具体而言，如果不是用法治的程序和手段，用人治的运动的文革的程序和手段取得的即便是再大的成绩也不会被认可。

对重庆来说，这当然很无奈，也很悲哀，却不得不然。对“重庆模式”的否定对中国的意义重大，因为它是对法治的发扬，因为它是对人治的否决，因为它是对运动方式的拒绝，因为它是对文革的彻底反思和摈弃。

无论执政者主观上是怎么想的，客观上确实起到了这么一个效果。

一个要走民主法治道路的中国，是不适合再出现强人政治的。“重庆模式”的钢铁手腕和运动作风仿佛让人想到了强人的风范，领袖的气质，假如重庆模式极大发扬，中国会不会再回到强人治国的历史轮回？当然有这种担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重庆模式”被否定，对中国的未来意义是正面的积极的。

“重庆模式”是有点被冤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么说太不合时宜了吧？然而事实如此。

一，“重庆模式”毁于王立军之手，一个偶然的事件。无论这样的事件对重庆来说是多么必然，可是王立军是偶然的，假如王立军事件发生在十八大之后，薄入常之后，根据成王败寇的历史规律，则断然不是今天之局面。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王立军出现了，高层顺藤摸瓜，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上纲上线的联想起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为“重庆模式”定了性，为薄的政治生命画了休止符。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信夫？

二，如果说“重庆模式”毁于倒薄派之手，恐怕也不过分。薄在重庆放手拼搏，行人之不敢行，做人之不敢做，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必定得罪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这些人对薄咬牙切齿虎视眈眈。很配合的是，王立军出现了，于是他们找到了着力点，扳倒“重庆模式”倒薄的着力点，于是，重庆模式玩完了，薄退休了。

三，说到人治，说到运动，说到文革，人们今天都在说“重庆模式”，可是，谁不是呢？你可能没有重庆程度严重，也可能没有重庆规模大，范围广，可是你敢说你哪儿不是人治？你敢说你哪儿就没有运动？或者运动的影子？你敢说文革遗风你哪儿早已肃清了？我想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敢于说实话真话的中国人都会承认的。

如果说“重庆模式”错了，我们大家都错了，错大错小而已，五十步一百步而已，乌鸦和猪而已。

当“重庆模式”轰然倒塌的时候，请不要狂欢，记住：我们都是大大小小的“重庆模式”；当薄黯然离开政坛的时候，请不要乐祸，记住：我们都是文革式错误的主体，都需要改正和改革。

“重庆模式”的倒掉是不是路线之争？文革路线和民主法治路线，我宁愿这样理解，然而这是真的事实吗？这能够让人们信服吗？

我最担心的是：倒掉“重庆模式”的是一些小的“重庆模式”，逼走薄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薄，“重庆模式”之争不过是争权夺利的戏码。如此以来，“重庆模式”就不过是宫廷政治的一朵小浪花而已，毫不起眼毫无意义。

虽然，客观上“重庆模式”的倒塌对民主法治有正面的意义，我更希望我们能明晰民主法治的国家道路。由对“重庆模式”的处理引发我们民主法治的自觉觉悟，民主法治的情绪高涨，民主法治真刀真枪的大力推动。

总理说到政治改革，说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有点新意和诚意，我们还要观察，不能只看他说什么，还要看十八大总书记说什么。我们不能只看他们说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什么，留给后人一个什么样的遗产，为后人指示了一个什么道路。

作者：王华源，原载:真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