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981年鄧主持的《歷史決議》不能搞“兩個凡是”

《新史記》林蘊暉


1981年中共十一屆 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迄今已30個年頭。如同人們對任何歷史問題的認識一樣，這個《決議》不能不受到歷史條件的制約， 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1981年6月，距離“文化大革命”結束還不到5年，當時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重塑人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前途的信念和 信心，為此，必須要對建國32年來發生的歷史曲折作出為黨內外大多數人們所能接受的結論，以統一思想，並堅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四個現代化的信心。所 以，這個《決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一個“政治決議”。

基於上述指導思想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人們對問題的認識水 平，為增強人們對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的認識，《決議》在開頭寫了一節“建國以前28年歷史的回顧”；接著是對“建國32年歷史的基本估計” 。然後再寫，“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歷史的偉大轉折”；“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 和毛澤東思想”。其中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文化大革命”、1976年到1978年的兩年徘徊等重 大歷史問題，作了分析和人們所熟知的結論。

《決議》最後向人們指出：“經過建國32年來成功和失敗、正確和錯誤的反 覆比較，特別是經過近幾年來的思考和總結，全黨同志和我國各族愛國人民的政治覺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認識程度，顯然超過了建國 以來任何一個時期的水平。我們黨敢於正視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有決心有能力防止重犯過去那樣嚴重的錯誤。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觀點看問題，我們黨的錯誤和挫折終 究只是一時的現象，而我們黨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鍛煉，我們黨經過長期鬥爭形成的骨幹隊伍的更加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更加顯著，要求祖國興盛起來的 黨心、軍心、民心的更加奮發，則是長遠起作用的決定性的因素。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有偉大的前途，我國各族億萬人民有偉大的前途。”
應該承認，《決議》的這些結論，在當年對人們拋開沈重的歷史包袱，團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解放思想，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起了極其重大的積極作用，達到了預期目的。
但是，隨著時代的前進，人們的認識也隨著人們的實踐而不斷深化。如：
鄧 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說：“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 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 結論。”1984年、1985年，鄧小平在同外賓談話中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我們總結 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

在對1957年到 1976年二十年歷史的評估方面，鄧小平也有過論述，1987年6月12日，他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說：“可以說，從 1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1958年到1978年這20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 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 

我個人以為，毫不誇張地說，鄧小平的這些重要論述，是對建國後 1949年到1976年歷史的再認識，是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如果看不到這種對歷史認識的前進和發展，把《決議》的結論凝固化、教條化，那 就不可能有鄧小平理論，也沒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那種對《決議》搞“兩個凡是”的思維方式，是不可取的。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出版的可稱為權威的歷史著作，突破《決議》的框框，對建國後的某些重大歷史問題和事件作出新的論斷和評說的已不是個別事例。
如：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決議》的結論是：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寫道：
毛 澤東審閱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有這樣一句話：“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 濟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流行而並不確切的觀點。這句話不是毛澤東寫的，但他贊成，還作了發揮。在這句話之後，他加寫了一 段文字：“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於在技術上起一個 革命……”
“這個論點，代表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當時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對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十分落後的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所達 到的認識水平。根本出發點是為了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了鞏固人民政權。但認定只有使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即公有制）成為國 家唯一的經濟基礎，才能做到這一切，是不符合實際的，尤其不符合經濟仍十分落後的中國的實際。這反映了中共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解以及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這些根本問題上的認識，還很不成熟，還缺乏甚至沒有實踐經驗。這個理論觀點作為中國共產黨在以後幾十年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指導思想，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的發 展產生了過於求‘純’的消極影響。”

再如：關於高崗、饒漱石事件。《決議》的結論：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 表會議，總結了反黨野心家高崗、饒瀨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 卷，主要講高崗“分裂黨”,沒有再提“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話。
三如：關於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對 華國鋒的評價，《黨史》二卷更與《決議》的基調有了極大的差別。《決議》說：（粉碎四人幫以後）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 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 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同志是由毛澤東同志在1976年“批鄧”運動中提議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 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 循”）的錯誤方針；壓制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 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四人幫”和動 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 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 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黨史》二卷對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中的作用，明確了：首先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 是華國鋒，是他先同李先念談，並請李先念徵求葉劍英的意見。不僅僅是“有功”。對華在“兩個凡是”和鄧小平出來工作問題上的態度，作了實事求是的客觀的敘 述。對1977年經濟理論界開展關於按需分配和“資產階級法權”等問題的討論，說“鄧小平和華國鋒都對這場討論表示了明確的支持。”說1976年12月和 1977年4月召開的會議上，華都強調：“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也沒有再說華壓制真理標準問題 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以及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整個來說，是肯定方面多了。
總之，對《決議》的歷史作用，應予肯定；把《決議》教條化，用來束縛人們對歷史進行再認識的框框，甚至當作大棒來打人，更是錯誤的。（《新史記》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