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半年前，当盲人律师陈光诚被非法监禁于他在山东临沂的家中，无数探望者被阻拦殴打，我写了《临沂离北京有多远？》一文（发表于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2011年10月25日），讨论此案之根源。如今，陈光诚奇迹般逃离监禁，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治病疗伤，我则要问“北京离临沂有多远”——不仅因为此案的舆论焦点从临沂转移到了北京，更因为陈光诚用行动证明维稳体制不过是皇帝的新装。
陈光诚作为一个律师，维护底层民众的权利，揭露地方官僚的腐败，质疑非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被当局污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的罪名，入狱服刑四年多。刑满出狱之后，又被囚禁于家中，家人也一并失去自由。这在中国的维稳体制中，并非特例，而是随处可见。比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却长期被国安看管，而且没有多少人敢去冲撞看管她的人。因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此事并非发生在边远乡村的偶然事件，而是维稳体制的必然结果。陈光诚遭受骇人迫害，并非碰巧山东临沂的地方官员特别坏，而是国家维稳机器的系统性运作。
这次陈光诚在救援者的帮助下，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逃脱山东临沂，来到首都北京。然而，偌大的北京城，难觅其安全栖身之处。当他通过视频宣布他已经获自由之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得到了北京警察的保护，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猜测他得到美国大使馆的庇护。而帮助他离开临沂的救援者，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南京，都受到警察的拘禁、调查和监控。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临沂离北京的政治距离，并不比地理距离更遥远”。
尽管如此，陈光诚案仍有两个特殊之处——
其一，陈光诚自幼失明，靠自学法律，成为一个能干的律师。正所谓身残志坚者，是中共宣传模式中典型的正面形象。陈光诚所在的山东省，就有一位被着力塑造的楷模张海迪。与张海迪不同的是，陈光诚学有所成之后，秉持良知为命请命，而遭政府嫉恨。在普通民众心中，这更增加了他作为榜样的分量。同时，陈光诚并不直接挑战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虽然批评、反对和挑战执政者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在中国却成为一种罪行，而且会因此失去很多普通民众的支持——而是利用现有法律来抗争，当局很难对他进行污名化宣传。
其二，陈光诚家住乡村，维稳别具一格。地方官僚让警察或者地痞流氓化妆成普通村民，长年封锁进村路口，对探访者以涉嫌偷窃的借口进行抢劫和殴打。就其长期动用的人力财力而言（综合探访者和陈光诚揭露，每日看管数十人，每年耗资数千万）,此案达到一个极致。同样由于地处乡村，官僚和警察行政级别较低，给了人们一定的挑战空间。甚至让人误认为，这只是地方官僚违背中央旨意的胆大妄为。一些为执政党辩解的人也习惯性地如此引导，仿佛只要惊动中南海，困局就会迎刃而解。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前往临沂，并将遭遇通过网络传播，越来越多的人由此看到维稳体制的残酷、卑鄙和荒唐。
以最多的人数看管一个最不方便行动的盲者，结果这位盲者出其不意地逃出魔掌。故事的戏剧性结局震惊了世界。这固然跟此案的上述两个特殊性有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故事给了整个维稳体制一个响亮的耳光。维稳体制的核心思想是，只要舍得人力财力，政府就可以牢牢地控制住整个社会，恰好这又是一个可以任意挥霍纳税人钱财的政府，官员们于是对暴力维稳产生了病态的依赖。
从每一条街道到每一个村庄，从每一个车间到每一台电脑，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空前严密。据称维稳经费超过军费，俨然一直没有停止内战。然而，借用中共革命史教材中的说法，这也等于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再多的人力财力，恐怕也难以像囚禁陈光诚那样对待每一个反抗者，何况绝大多数人都耳聪目明——此案特殊性中挑战权力的困难之处，比如陈光诚的行动不便及看管的严密，远远超过普通情况；而特殊性中看似容易的地方，比如临沂不同于北京，却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假象。
牢牢控制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本身就是一个妄想，像安徒生童话故事中皇帝的新装一样自欺欺人。在此难堪处境中，中国政府应该借机反思维稳体制的悖论，学习民主政治的社会控制模式，否则临沂的故事随时都有可能在北京重演。
作者：长平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长平，中国知名媒体人，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南都传播院首席研究员、2003-200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目前任职阳光卫视《阳光时务》总编。
作者长平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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