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李南友（遺作）
（續前）等待分配
于浩成從幹校回到了北京，但是一直沒有分配工作的跡象，閑著無事做的日子實在是不好過。
1975年，公安部下令將他作為工作組成員下放到長江葛洲壩工作，帶隊組長是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長，這一位是靠造反起家的副局長。老實說，組員們都見了幾年“文革”的世面，也不那麼好管理了。
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批判開張時，他們一行又回到了北京。這位局長大人立即控告他們不老實，是右傾翻案風的反映，控告他們背後議論江青等中央首長。於是，公安部又通知于浩成去五七幹校，但是于浩成堅決頂住了。
1976 年，是中國歷史上多災多難的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党和國家領導人，在這一年相繼離開人世。4月，在天安門廣場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自發的聲討 “四人幫”，悼念周總理的偉大群眾運動，不久，又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唐山大地震，10月6日，又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
10月5日，于浩成同公安部的其他幹部，出發到唐山救災，那時他還沒有恢復黨籍，被分配到派出所幫忙工作。也許帶隊的人向當地的派出所交了底，大家都知道他是“走資派”，所以不少人仍然歪著眼睛注視他。
于浩成知道“四人幫”被徹底打倒的消息，是在10月下旬。他高興地徹夜難眠。他想，終於熬過來了，終於歷盡艱辛迎來了第二次的解放。
1978年1月，于浩成被恢復了黨籍，恢復了工作，公安部黨組委託他負責群眾出版社的恢復工作。
理論務虛會
1978 年底，1979年初，于浩成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理論務虛會。會議召開之前，批判“兩個凡是”的觀點，主張“實踐是鑒定真理的唯一標準”的 討論已經在全國展開，會議異常活躍。于浩成說，這是他過去從未參加過的思想活躍的會議，也是心情最舒暢的一次會議，與會者暢所欲言，使他聽到了過去聞所未 聞的新思想，新觀點。嚴家其提出的廢除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建議，給了他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舉雙手贊成。
會上， 于浩成向與會者介紹了公安部的情況，長期以來，公安部一直由謝富治控制，後來，華國鋒也曾當過一陣子公安部部長，汪東興對公安部的影響很大，他與華國鋒都 是主張“兩個凡是”的。在全國開展“實踐是鑒定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時，于浩成建議，在自己任主編的《人民公安》上刊登此類文章，讓全國的公安幹警進行 討論，但當時公安部內某些負責人不同意。事實上，在公安幹警中討論這個問題尤其是有現實意義，因為，在“文革”中、“文革”結束後不久，不少冤假錯案正是 由公安部製造與執行的，肅清“文革”流毒，重新認識“文革”中與“文革”後的一些問題是十分有必要的。不僅如此，就連于浩成應邀參加這次會議，他們也要做 文章。
理論務虛會即將開始前，他們獲悉于浩成要參加這個會議，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們以組織的名義給中宣部打了一個電 話，說公安部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陸石更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公安部部長趙蒼璧也曾親自出面過問，他們不明白，于浩成憑什麼參加這樣的會議？中宣部答覆說， 這次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名單是由中央籌備小組定的，由他們出面邀請，不是由各單位派遣的。無奈，公安部才默認了這個事實。
事實上，于浩成參加 這次會議，是由于光遠提名的。于光遠與于浩成素不相識，只是由於于光遠曾聽過于浩成的幾次發言，很欣賞于浩成的觀點，所以提名讓他參加了。在會上，于浩成 與黎澍支持嚴家其廢除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觀點。于浩成還提出，國家最高領導人應多到國外走走，看看，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現在很多國家發展很 快，資本主義國家並非像我們所宣傳所理解的那樣，倒是我們自己落後了，落後的原因是閉關鎖國。他提出，毛澤東在“文革”中為什麼會犯這樣嚴重的錯誤，其中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夜郎自大，只知道鑽故紙堆，不是向外看看翻天覆地的新世界，毛澤東除了建國前期到過前蘇聯外，足不出國門一步，用一種狹隘的小農的思想 意識來理解，猜度國外的情況，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法治，經濟發展，科學的文明都用一種極左的眼光去對待，他自己不明白，也不讓別人明白。稍微有不同意 見，就進行批判鬥爭……夜郎自大使人愚昧，使人落後。
于浩成實際上在1978年就提出了放眼看世界，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資本主義文明，對外開放，謀求國內改革，以求得進步。
上書中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81年6月20日，當時任群眾出版社總編輯、黨支部書記、公安部辦公廳黨委委員的于浩成，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信中說：
“……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即將舉行並討論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想到了一個問題，現在寫信向您們提出來，這個問題也許您們已經考慮到了。高崗、饒漱 石的案不能翻，當時黨中央對這事處理得是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否應該重新考慮一下，即饒漱石在被開除黨籍後，作為一個公民，長期關押在監獄裡，既不審判， 也不釋放，直到被關死在獄中，至今也未向黨內和社會上公佈過，這種做法是違反法律的。既然對饒漱石可以這樣處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 許多同志也這樣處理，就不足為怪了。我建議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提到高饒事件時，講一下對饒長期關押沒有公開審判的做法是違法的，今後嚴禁再這 樣做。我認為在全黨同志中，特別是在一些領導同志中，加強法制觀念還是十分需要的。我們必須接受歷史的教訓，對憲法和法律的任何微小的違反和破壞必將導致 整個社會主義法制的崩潰，形成無法無天的混亂狀態，給黨和國家造成極大損失……”
于浩成的這個建議是無法批駁的。
胡耀邦同志很快作了批示，他說：長期不審批和未依法判處，這當然不對。但現在在決議上寫，不能這麼辦。請作點解釋。簽署日期是6月23日。這樣的工作效率不能不令人欽佩。
于 浩成從自身的切膚之痛中感受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須真正用法制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這種法制，應該是對任何人都一律平等的，不論是饒漱石，還是 國家主席都一樣。作為一個公民，人人都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和制約，“文革”的一條重要教訓是獨裁者可以無法無天，這種狀況到了必須徹底改變的時候了。（新 史記》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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