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記者 柯宇倩
眼下的中國老百姓並不需要民主？2011年11月1日，《明鏡月刊》編輯部於紐約舉行了“蘆笛對話胡平”討論會，兩位海外著名思想家圍繞著“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這一主題進行針鋒相對的理性辯論，對中國的未來之路開啟了不同角度的思考。以下是這次對談的下半部分。
胡平：第一，“打土豪、分田地”的說法不太好，過去是非法剝奪合法財產，現在是合法剝奪非法財產，完全不一樣。第二，如果這事不是現在進行式，而是過去完成式，確實再過幾10年，也許時間就把這事漂白，沒法計較了……
蘆笛：“文革”死了那麼多人，你去算誰的帳？
胡平：我講過，殺父之仇易忘，奪財之恨難消。政治迫害當然更惡劣，但一代人過去之後，再追究就很難了，因為你不能讓殺人者的兒子來頂罪。但財產卻不同，因為父債可以子償。現代人壽命長，各種相關文字材料容易保存，所以在過去很多年之後，人們都還有可能要求進行經濟的清算。
另外下一次中國出現機會時，重犯過去辛亥或共產黨的錯誤，可能性不大。理由很簡單，因為大家都承認權威應該靠選票而不是靠武力。專制一結束，選舉馬上就會提上日程。就像現在儘管我們對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多大不清楚，但將來不管誰上台，都認為要靠民意、選票，所以關鍵是當年出了個共產主義，要是沒有它，就不可能出現後來的災禍；而現在我們看不見有另一種具誘惑力的東西，所以將來出大問題的可能性不大。（蘆笛：未必。）當然我不敢百分百擔保，衹能說可能性不大。
蘆笛：南斯拉夫呢？
胡平：那是種族問題，先不討論。共產黨這幾年經濟搞得比較好，起到一定收買作用，但收買的前提是壓制，沒有壓制，收買也無效，連富人都可能與它對著幹，它對這點很清楚，這樣的估計也很有道理，如果它認為光收買有效，就不必連雞毛蒜皮的事都壓制。
另外，如果和台灣比，台灣在經濟起飛階段跟大陸一樣，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對外加工，也靠廉價勞動力。但是在台灣經濟起飛階段，貧富差距很低，因為政府怕出亂子，因此把更多錢分給窮人，後來經濟自由化，政府調節的功能少了，貧富差距反而拉開。
中國貧富差距有兩個形成因素，在第一級分配上利用廉價勞動力，窮人不能組織工會、不能討價還價，但更重要的是第二級分配，由於對外出口，錢都到政府手裡，政府手裡有那麼多錢可以搞福利，卻只給官不給工人，它們根本不指望收買窮人，如此造成中國負福利的情況，越有錢的人福利越多。
如果政府把錢給工人，工資提高，廉價勞動力就沒了，所以它能把官員隊伍拉住，靠的就是給官員許多優惠。別人是劫富濟貧，中國是劫貧濟富，造成大陸與台灣都處在同樣經濟起飛的模式，但情況卻完全相反。
張木生（註：原《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改造我們的文化史觀》作者）說，中國採取對外加工，能不能一開始就從低端接軌，解決民生問題？他以前不敢說這個問題，現在能說：不能。因為這是中國唯一的優勢，否則中國雖然市場大，但購買力低，唯有勞動力便宜。所以無論如何要保持這優勢，而方法就是水漲船不高。共產黨也知道任何發展就是建立在欺負人之上，所以沒自信，但人總要討公道，窮人如果要造反，從道義上誰也阻攔不住，現在縣、區一級辦公大樓都豪華得不得了，成都市政府大樓給市長的辦公室就有1000平方米，全是民脂民膏，將來中國要出事，就不是佔領華爾街，而是攜家帶眷跑政府大樓住下了。
所以第一，今後中國政治改革不知道什麼方式出現，第二，一旦出現，肯定不會很太平。為什麼要歌頌戈爾巴喬夫？因為中國出了事，才知道戈爾巴喬夫是對的，他的作法避免了大的世界性危機。如果靠胡作非為結果轉型得很平順，那他們當好人真當錯了。如果共產黨對世界構成威脅還好辦點，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力量還能制住它，但這點我們都沒法樂觀。
這也給了民族太深的烙印。一個民族的性格與其經驗太有關，如果歷史經驗中好人打贏了壞人，這民族就很樂觀；如果民族經驗中，壞人過得好好的，好人過得差，加上中國人又沒有宗教信仰，無法在天堂裡扳平，大家只好學壞。
所以對未來的看法，我們都大同小異，現在能採取的抗爭手段極其有限，對未來都不很看好。現在溫家寶到處講普世價值講政治改革，不管是真心還是作秀，多數人並不看好，因為在上層溫肯定是孤立的。現在溫家寶能到處講，中南海還沒封口沒趕他下台，一來是保守派對他還有點忌諱，二來是知道溫家寶折騰不起來。
我也假定共產黨能繼續下去，並且跟世界不發生大衝突，屆時中國無非成為地區霸權，台灣舉手之勞就要回來；就算它只管自己，停滯不前，要使後面的掌權者發起改革依然很難，因為積重難返，權貴集團會竭力阻止。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