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政改不能是官方的自娱

今天中国究竟有没有政治改革？这已经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民间普遍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开启政改，而官方却认为中国不仅早就开启了政改，而且成就斐然。对于政改，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形同冰炭、势如水火般相左的认识？这就说明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严重的裂变，民间与官方对社会的感受已经形成对抗，社会共识已经破裂，中国已经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今天中国究竟有没有政治改革？这已经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民间普遍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开启政改，而官方却认为中国不仅早就开启了政改，而且成就斐然。对于政改，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形同冰炭、势如水火般相左的认识？这就说明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严重的裂变，民间与官方对社会的感受已经形成对抗，社会共识已经破裂，中国已经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一、官方的政改“成就斐然”论

目前对政改问题占居官方主流话语的是“政改成就斐然”论，集中反映这种认识的是今年5月14日《求是》杂志汇总了2009年以来官方对政改的一些论述，总归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斐然”，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基层群众自治，选举制度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司法体制改革，人权事业不断进步。

在5月14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文“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其中谈到：人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层群众自治健康发展，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府运行快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由5月14日《求是》杂志与《人民日报》同日发文，一个喊“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斐然”，一个论“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可以看到代表官方最权威的对政改的定性：其一、中国早就在进行政治改革；其二、政治改卓有成效——“成就斐然”、“取得重大进展”。虽然从《求是》与《人民日报》对政改的论述中可以品读出些许不同的味道，但总体官方最权威的两大媒体肯定政改是一致的。

二、民间现实感受与成就论的反差

与官方高喊政改“成就斐然”或“重大进展”相反的是，中国民间根本就认为中国没有政改，这不仅从大量的时政评论中对“没有政改”论述比比皆是，而且近年来“改革已死”日益进入社会话语，也力证了这种对政改存在的否定。

如果说中国曾经探索过政改，那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为主导的改革时期，那是真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全方位尝试中国改革。然而，这种努力随着八九年那场屠杀，就嘎然而止，从此中国政改就成为雷区。从那以来，中国究竟在进行着什么样的改革，对此被称为“三宽”部长的朱厚泽先生在2009年3月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精辟地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民间“改革已死”与朱厚泽先生“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就历史性地盖定了中国自从八九年后就根本没有政治改革，而且经济改革也是走到邪路上的。民间得出这种结论，并不是通过学理论证，而是来自切肤之痛。

我们只要看看：中国每年奔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上千万的上访民众；逐年激增，以致去年达二十余万起的群体事件；维稳上升为官僚首要任务，结果越维稳越不稳，致使经费日增，近年维稳经费更超过军费开支；每天全国各地因被公权力强拆强征或枉法而逼得自杀事件屡屡发生；社会各种暴力事件，甚至屠童事件，投毒事件，触目惊心；各种毒食品、毒药品更是防不胜防；社会腐败公行，官权肆虐，民不聊生。整个社会真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在这种满目疮痍下，民间对官府宣称的“成就斐然”的切身感触就是：民主政治容不得百姓讲话，完全是官府说了算，事实是官主政治；基层自治是村民不知道村长与支书如何产生，几十年村长支书一肩挑；选举制度改革却将大批独立参选人监控、殴打，甚至拘留，将选举专家姚立法软禁、绑架；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就是劳教盛行，《刑诉法》73条、83条被广泛使用；司法体制改革就是完全抛开法律，全面推行黑监狱、法教班、精神病，来打压上访，扼杀维权，禁绝异议；人权事业不断进步，就是强调中国人权的特色性，拒斥普世价值，囚禁陈光诚、重罚艾未未、重判刘晓波、刘贤斌、陈卫、陈西等等。一个自诩政治改革“成就斐然”的社会竟然容不下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一本《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书，这是对政改成就论的多大讽刺！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民间怎么会产生已经政改的意念？如果政改“成就斐然”，又怎么会如此民怨沸腾？

三、转型陷阱与政改自娱

中国官府与民间对政改的看法如此别同天壤，让人不得不追问官府怎么会视民瘼于不顾而能说出“成就斐然”的壮语？如果说官府完全是与民为敌，故意自欺欺人，与民间感受唱反调，那可能是偏颇的。说实在的，得出政改“成就斐然”应该更反映了官府的真实感受，可以说中国官府对八九之后的社会变化是发自肺腑地认同，是出自真诚地讴歌的。如果将近二十几年来中国官府近乎歇斯底里的歌颂中国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视同欺骗天下、愚弄百姓，那就是太不了解官府的实质了。

对于中国官府对政改得出“成就斐然”结论的原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所率领的课题组，最近发布的第三份“社会进步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做出了权威性的解答。在报告中，课题组阐述“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课题组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

这个“转型陷阱”就揭示出，中国社会近二十几年来的一切改革都最后以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终结，也就是说一切的改革都是权贵集团分权分利的变换形式，最后指向都是权贵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政治改革当然就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固化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保障。如果对此有人还有异议，那么只要看看官方公开宣示的政治改革目标，就一目了然。

中国官方非常明确地指出政治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对于这个总目标，我们只要问一下社会发展究竟是为了某个制度还是为了全体公民的福祉，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即社会是为了制度，还是制度为了社会？

当一个社会的改革是为了巩固事先设定的某个制度时，这种改革就成为权力统治的工具，最后的旨归就是巩固统治权，就是维护既得利益最大化，而在此前提下，一切所谓政治改革就只能是对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性架构。这样的改革不正是过往二十几年中国的真实政治改革写照吗？面对这种的改革，权贵集团能不发出由衷的欢呼？所以政改“成就斐然”论是他们发自肺腑的赞美，是他们自我陶醉的呻吟！由此可见，权贵集团在过往的政改中实在是享尽欢乐。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八九之后的政治改革不过是权力统治集团分权分利、自娱自乐的游戏而已，天下民众在这场游戏中只充当竭尽血汗被绑架着来奉陪的看客，是被权贵肆意把玩的戏偶，是被肆意用来渔利的对象。

当政改成为社会某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时，这种政改就是某集团的自娱自乐，自然也就无法得到社会民间的认同，于是民间的“没有政改”与官府的政改“成就斐然”的对峙就成为必然。在这种对峙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官民冲突日益加剧，社会整体性灾难如影随形。面对这种状况，社会无法延续发展。

四、开启真正意义上的政改

一个深陷于权力自娱下的政改社会，是只有裂变、冲突、灾难的社会，是没有希望与前途的社会，要想扭转这种状况，开启社会美好未来，就必须终止这种权力自娱式的政治改革，愈合社会裂痕，修复民众伤痛，重建官民共识，启动为社会普罗大众接受的造福于全民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就是“权力归位”与“还权于民”的改革。所谓权力归位就是将权力受限于宪法范围内，不使其泛滥、肆虐，危害民众。所谓还权于民就是落实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项权利，使公民能真正享有做人的尊严、平等与公平正义。

真正意义上的政改必须冲破小集团的自娱分权分利，让广大民众充分参与，以民众利益为旨归，以切实落实与保护民众权利为衡器，疏通各种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打破各种利益集团的壁垒。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政改的热情，才能最大范围地达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改革力量，开启中国希望与美好的未来。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王德邦，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