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64歲的庫恩再度出手，為中國改革30年歷程作傳，於2008年歲末出版了《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一書。12月22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等數十位部級高官，出席了該書中文版的出版座談會（該書英文版由約翰威立出版公司全球發行）。
這本書雖然從構想到出爐衹有10個月時間，比寫作週期歷時近4年的《江澤民傳》水分更多，更是“捉刀之作”，但這部書的“來頭”更大：“致謝欄”中，包括了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和上海市市長韓正等人在內的300多名中央、地方要員，而且書的出版跟中宣部長劉雲山的推動有直接關係。
2007年12月9日，劉雲山在與庫恩的一次會談中提到，如果由他來寫一部關於中國改革30年的書。一定很有意義。
庫恩回憶說，他曾告訴劉雲山，要寫一部中國30年的改革發展史。劉雲山說：“我建議你這本書就用事實說話。就是要講故事，不需要更多的觀點。”庫恩說：“這就是我努力要做的：講述事實，全部的事實，直抵核心。我認為，這就是‘中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
庫恩表示，這本書得到了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的大力協助。新聞辦不僅幫助他聯係安排采訪、開具介紹信，甚至安排專人按他的要求尋找合適的采訪對象, 以及提供僅供內部使用的歷史資料和一些尚未向公眾公開的新解密檔案。
庫恩能采訪到上百名中共官員並獲取到一些僅供內部閱覽的文獻資料，與劉雲山的“特別關照”是分不開的。
也因此，無論是《江澤民傳》還是《中國三十年》都很少涉及中國和中共的負面內容。在《中國三十年》書中，庫恩對於中國的政治未來大膽做出判斷：“現在以及不遠的將來，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仍是最佳的選擇。不切實際的民主制，會將資源轉變為政治上無休止的爭論。”
在接受大陸媒體采訪時，庫恩說：“中國共產黨，遠比以前開明。這是一個時刻在學習，在進步的政黨。我相信，這個政黨超越了世界上其他政黨。中國共產黨鼓勵它的黨員將自己的知識用到任何領域，包括自然科學、經濟學，以及文化。正是在這種開明的風氣下，中國共產黨成為了當代執政黨的一個模範。無論如何，我相信中國保持共產黨執政制度是值得的。”
馬屁味十足的讚美讓人聽來肉麻。
有西方媒體評論稱庫恩“把中國描繪得過於光明，把江主席描寫得過於正面”，“粉飾了中國的很多問題”。儘管庫恩一再強調自己是想向世界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但是他仍然被戴上了一頂“親共”的帽子。
也有說法稱，這部書是接受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委託而寫的，是黨和政府借外國人誇自己的又一個“代表作”。之所以這麼說，還要回到《江澤民傳》出版的一些“崇洋媚外”的往事中。
江傳由外國人寫才權威
實際上，庫恩出版的《江澤民傳》雖然在市場行銷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一度是中國最暢銷的圖書。但在很多中共黨內的黨史研究人員看來，庫恩這個美國人寫的江傳衹能算是一部“野史”。雖然有中國官方的支援和指引，但此書商業運作的痕跡明顯，而且庫恩的動機也多被指不純，把這部書作為叩開中共高層和中國市場的“敲門磚”。
實際上，寫出約50萬字《江澤民傳》的庫恩自己承認，他寫這本書沒有采訪過江澤民本人。在公開場合，他也僅見過江澤民三面：第一次是1993年在古巴國賓館，當時江澤民正在古巴進行國事訪問；第二次是2000年在紐約的一個招待會上；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但他總是強調，他掌握了第一手的資料，與很多中國領導人有過直接對話，而不像他的批評者那樣衹是坐在華盛頓或某大學政治系的辦公桌後面攻擊中國。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知名傳記作家葉永烈為此書付出甚多。他也一度以為憑自己為此書付出的勞動、投入的心血，完全可以位列和庫恩對等的合作者。
從2001年開始，葉永烈就被中央部門請到北京與庫恩合作，為當時命名為“零零一工程”的《江澤民傳》寫作進行全面策劃。葉寫出3000字提綱、長達15頁的年譜、大量參考書目以及百餘人採訪名單。
但庫恩在計畫書初稿中，只把葉定位為“總採訪”兼“總研究員”——“總採訪”即擔負所有的採訪任務，而庫恩只參與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採訪。“總研究員”則是整理採訪資料和有關資料，寫出《江澤民傳》中文稿。
至此，葉永烈才明白庫恩的意思是要花錢買他做“槍手”，遂斷然拒絕。
葉永烈建議，江傳的英文版署“庫恩、葉永烈”，中文版署“葉永烈、庫恩”，但遭到庫恩的拒絕，雙方的合作中止。
做了大量工作，不僅沒得到一分錢報酬，而出版的書中長達四頁的“鳴謝”向69人、13個機構致意，當中也沒有自己的名字，這讓葉永烈不能釋懷。
經葉永烈指出這一點後，庫恩表示歉意，並贈送大字版精裝本，扉頁上堆砌許多致敬的好話。中方聯繫人朱亞當也告訴葉永烈，該傳記再版時會加入一行字：“對於知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在本書初期提供的設想與資料，表示感謝。”
不過，事情絕非這麼簡單。
後來，有關人員告訴葉永烈，這其實不完全是庫恩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見”，因為由一個外國人出面寫《江澤民傳》比較合適，更具權威性，希望葉不要再堅持兩人共同署名。
是“外來的和尚會念經”？還是“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更可能是庫恩的國際人士身份和毫不諱忌的“親共”立場起的作用。比如說，他認為共產黨一黨執政符合中國國情，而且中共這些年的執政是“豐功偉績”，如此懂黨恩、講黨恩的國際友人，不受重視才怪。
好笑的說，雖然中共方面給了庫恩非常大的信任，但書中“在政治上一些敏感的內容，由於在中國還存在著這方面的限制，還是有很少一部分被拿下了，”庫恩對此不無遺憾的說。
實際效果是，庫恩的這部江傳成了一部吹捧作品，不僅在西方沒有什麼影響，也沒能讓多少中國人真的信服，無論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的。
不過這種“寧信友邦，不信同族”的做法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就拿蓬勃發展又正在風頭浪尖的中國高鐵來說，在一些線路上，鐵道部和地方政府（包括省級政府）在地方拆遷作價入股等等合作談判中，彼此不相信對方的核算結果，鐵道部認為地方在拆遷等上面的作價過高，有“敲竹槓”的不良動機，而地方政府認為鐵道部只管自己質優價廉的好形象，不顧地方的死活，雙方扯皮扯來扯去，你不信我的，我不信你的。
無奈之下，衹有請獨立第三方的財務公司，但鐵道部和地方政府都信不過國內的公司，最後達成共識，請國外的知名財務公司當裁判。一個是鐵道部，一個是地方政府，按說都應該是非常有公信力的部門，但彼此在對方心中的信用如此不堪，這就是今日的中國。
幾年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成立了《江澤民傳》編寫小組，作為正式黨史的一部分，這個級別的官方“樹碑立傳”，使江澤民的歷史地位進一步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相提並論。
對於作為共產黨成立90週年的一個重要獻禮項目，《江澤民傳》傳記編輯組由胡錦濤和習近平親自批準成立，重視程度可窺一斑。
傳記編輯組正四處撒網，沿著江澤民已往的仕途和足跡，在全國各地收集、整理其講話和活動，也廣泛採訪江澤民的家人、朋友，過去的同事和老部下等以獲得更多一手的資料。
在上海負責收集江澤民資料的是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實集團”）黨委書記兼副董事長的王榮峰。
王榮峰是江澤民主政上海時的秘書。無論是對江澤民家人和親朋好友的打點處理上，還是對江澤民當時的工作情況，他都了熟於胸，可算是收集整理江在上海時期生活和工作資料的不二人選。
有上海市政府身後罩著，又有在上海和香港上市的下屬上市公司，上實集團在國內人脈寬廣，在資金運作上龐大又具靈活性，被喻為上海的“財庫”毫不誇張。
這家上海最大的官辦公司至今掌握在江澤民的嫡系秘書手中，從這個側面也可看出，江澤民在上海乃至中國的影響力。
1989年，江澤民北京走馬上任時，王榮峰留在上海，沒有跟著去。否則，王榮峰的仕途可能走的更高、更遠。（《明鏡月刊》第21期）
庫恩所著《江澤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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