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小朋
在帝制中國的秩序遭到西方文明的正面挑戰之前，廣東省和廣東人一直擺脫不了被大一統邊緣化的政治地位。但鴉片戰爭之後，這種長期的格局開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西方文明全面強勢對中國文明的強烈震撼，讓地處邊陲卻又不甘寂莫，同時有機會接觸西方文明的一些廣東人，看到了借助西方文明來改變個人命運同時也改變國家命運的機會。這些人開始興風作浪，成為在中國政治舞台中心叱咤風雲的人物。這些弄潮兒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寫了歷史。在這一點上，廣東與日本的山口縣，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的長州藩十分相似。但是，中日兩國現代化的歷史命運以及廣東山口兩地湧現的風雲人物的歷史命運則大不相同。對比中日這兩個地區引領民族自強大潮的歷史人物的選擇，尤其是探究他們不同命運的歷史緣由，非常有助於深化我們對兩國現代化路徑選擇之機理的認識。對於本文所涉及的主題而言，這種對比最重要的價值，就是理解兩國地方自治的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差異，對中日變革圖強的路徑和過程發生了何種影響。
儒教文明對於西方文明有強大的文化抵抗力，這已為整個東亞文明近代以來的歷史所證明。儒教是東亞共同的精英文化資源，為了自救圖強，各國都不可能不利用這一資源。盡管如此，東亞各國，尤其是中日兩國應對西方文明挑戰的能力則大不一樣，更有意思的是，儒教文化遺產在東亞各國的命運也大不一樣。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日本人不僅在利用儒教文化方面，而且在保留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方面似乎也最為成功。而儒教文明的發源地中國，兩方面均比較失敗。這個事實告訴我們，簡單把東亞現代化的成功或失敗歸之於儒教影響的歷史分析邏輯是大有問題的。
另一種解讀歷史的邏輯也很有問題，這就是主要從領袖人物的個人品格和思想來解釋整個國家的成敗得失。重大歷史關頭政治領袖人物的個人品格和才智，對一個國家的命運極其重要，這一點毫無疑義。但很長時間，中國史家缺乏新的理論框架來回答這樣兩個重要問題，第一，什麽樣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歷史環境塑造了這些重要領袖人物的個人品格和思想？第二，為什麽是這種類型而非另外一種類型的政治領袖被歷史選出來扮演主要角色？
提出這些問題，是為了強調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多數中國史家對歷史的解讀，缺少對政治精英集體品格的分析框架，缺少一種主體間性的理論視角，因而不能把對文化遺產和領袖人物的分析置於這樣的框架之中，並從這樣的視角給出更深的解讀。而這一缺陷，是不可能完全靠形而上的話語、制度主義的話語以及其他決定論的話語來補償的。
那麽，如何來理解這樣的理論框架和視角對於解讀歷史，尤其是當代歷史的重要性呢？李鴻章曾指出，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的挑戰，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變局的性質究竟與以往有何不同？西方文明主導的全球秩序的建構過程與歷史上強權擴張帶來的文化觸變過程之不同，在於西方文明的強勢並非憑借一時的軍事和技術優勢，也非憑借特定的體制和文化優勢，而在於西方文明啟動了全人類欲罷不能的自我解放過程。西方的文明強勢來自於這個自我解放過程的核心價值——自由與平等激發出來的源源不絕的創造力和進取精神。一個潘多拉盒子因此而被打開了，自由和平等的夢想變成一種無法免疫的全球“瘟疫”。面對西方文明的擴張，其他文明要保住自己的尊嚴，必然會全面調動各種本土文化資源來抵抗，但最終都會發現，想要維持壓迫性的政治秩序，就找不到應對西方文明挑戰的出路。非西方文明惟有接過自由和平等的夢想，尋求自我解放，才有出路。
不過現代歷史也表明，不同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下，自我解放的能力差異很大。中日之間的差異就十分明顯。如何理解這種能力上的差異？這個問題的答案對如何提高這種能力顯然有重大意義。但對這個問題可以有多種解讀，而並非所有的解讀，都有助於達到這個目的。事實上，許多形而上學和意識形態的解讀，後果非常嚴重。在這方面，二十世紀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二十世紀可以說是人類追求自由和解放最奮勇激進的一個世紀，同時也是人類自相殘殺規模空前的一個世紀。這個事實說明，由西方率先開啟的人類自我解放的歷史進程雖不可逆轉，卻是一個代價和風險巨大的探索。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人類總體的知識和認知能力遠不足以支持建構一個全球性的自由秩序。一方面，西方對自由、平等和正義的種種思想和學說無一例外地對其他文明產生了難以抗拒的誘惑，另一方面，同樣源於西方的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學說又成為支持人類殊死相搏的理論和信仰。由此而引發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幾乎把人類引到自我毀滅的邊緣。
所幸的是，人類開始從這些自己制造的災難中獲得真正有價值的教訓，這不僅體現在對那些有害意識形態的系統批判以及對歷史的深刻反省，而且表現在二次大戰以來人類的知識進步，特別是是關於人性本身的知識進步以及關於人性與秩序之關係的知識進步。正是這種知識的進步，使得人類雖不可能擺脫意識形態之爭，卻多了幾分過去沒有的清醒。福山的近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這種潮流的一個代表。這本新書綜合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涉及人類政治秩序演化機理的許多學術成果，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文明的國家形態的演變，給出了新的理論解讀。我並不贊同他的全部理論，但我認同他這種以新知識為基礎，而不是單純從意識形態出發來尋求文明出路的方法和思路。
現在，讓我們沿著這種思路，回到廣東與日本山口的對比，來理解日本人為什麽在應對西方文明的挑戰時，遠比中國人出色。眾所周知，中國廣東的孫中山和日本山口的伊藤博文，各自在本國的現代化過程中成為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更多歷史真相曝光，伊藤博文輝煌的歷史地位依舊，孫中山卻大為失色，甚至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民族罪人。
孫中山和伊藤博文兩人，在開始他們政治家的生涯之時，許多方面非常相似。他們都出身寒門，機敏好學，志向高遠；雖然遠離權力中心，他們卻有機會接受救國思想熏陶和接觸西方文明，立志救國圖強，雖死不辭；他們都有極高的政治斡旋和洞察大勢的能力，尤善利用民族矛盾為自己造勢。兩人在女人問題上都不拘小節，政治立場也靈活善變。他們都戰勝了眾多政治對手，獲得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但如果你認真對比兩人對本國現代化的歷史功過，我相信客觀的人會承認，孫中山問題很大。
本文不準備系統展開兩人功過的事實，因為網絡上的文獻已經很豐富。我要強調的是這樣一個觀點，伊藤博文的成就深得益於日本的封建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含有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寶貴資源，而孫中山的所作所為則完全符合政治大一統的遊戲邏輯，這種缺乏公共理性的政治遊戲，使他很難超越個人政治的得失，他的一系列選擇加劇了中國現代化的災難。
為什麽日本的封建體制對現代化最關鍵的國家制度變革起了積極作用？為什麽中國的政治大一統則起了不利的作用？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理解中日兩國現代化不同命運的一個關鍵。伊藤博文和孫中山都認識到，要應對西方文明的挑戰，首先必須建立一個有權威的、銳意變革的中央政府，全面推動現代國家制度的建構。為了實現這個關鍵的變革，伊藤博文接受了他的恩師吉田松蔭的主張，顛覆幕府政權，“尊王攘夷，恢復郡縣”，利用和改造歷史上留下來的皇權，實行君主立憲。孫中山則認為必須首先推翻滿人統治，重建漢人政權。為此，他曾試圖說服大權在握的李鴻章，同時也想到像太平天國那樣舉旗造反。(《內幕》第2期。出版时间：2012.1)
《內幕》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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