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陳守中
震 驚世界、改變中國命運的西安事變，已過去七十多年了。由於此一重大歷史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所佔有的特殊地位，吸引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者，從事其研究工作。有關 西安事變的專著與張學良的傳記，以及學術論文，多到汗牛充棟。但均不能自圓其說，更無法解釋這些論著中所極力迴避的問題。特別是從事其研究的學者們，非等 閒之輩，其中，有台灣的一大批頂級歷史學家，以及海外“世界著名的學者”。他們並沒有像中國大陸學者那樣，受到種種政治壓力，他們可以自由的發揮他們的才 能。可是，投入如此多的人力，迄今仍未能解開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原因何在呢？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是有人隱瞞了事實真相。但筆者認為，發生在資訊已相當 發達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且廣為報道的西安事變，並不是資料太少，而是人們不習慣根據最基本的事實，卻熱衷於追逐“血統高貴”的人自白，以及“熱鬧”的戲 劇性情節；且推理方法也值得商榷。
不少論者自己都認為，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是“國人皆曰可殺”的不抵抗將軍，失地喪權的國家與民族的罪人。卻僅僅根據張學良的自白：“愛國抗日”，就認爲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劫持自己祖國的元首後，一躍而成為“世界級的民族英雄”。
張學良另起爐灶
首 先，此結論無視基本的事實，連最起碼的邏輯證偽“功課”也未做。國難家仇，能使張學良愛國抗日？眾所周知，對張學良最具震撼力的“國難家仇”，並不是發生 在西安事變前夕，而是張仍在東北時。那時張學良不僅耳聞目睹日軍的暴行，日軍還殺了他的父親，入侵他的家鄉東北。張真的有一腔熱血的話，早就灑在東北，何 須等到1936年。張學良口中的“愛國抗日”，是多麼不可信，“謊言止於智者”。因而，當時中國沒有一位學者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愛國抗日的。 張學良與中共令人眼花繚亂的“一致抗日”口號真正含義是甚麼呢？毛澤東的內部講話，為我們做了解答：“在一致抗日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 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張學良用更通俗的語言概括為：“用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即在“愛國抗日”掩飾下，與大老闆打一架”（叛離中央）， 從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中出走，另起爐灶，建立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據）。
其次，此結論是依據甚麼道德標凖得出的呢？ 衆所周知，軍人的職責是服從軍令，完成上級所下達的作戰任務；且業績在戰場，“馬革裹屍還”。可是，張學良這個軍人，不但在抗日的戰場上，是可恥的逃兵； 更劫持主帥，如此與軍人身份不符、職責不合，且為法紀不容，因而受到當時全中國人民一致譴責的逆行，值得稱頌嗎？特別是，持此論者中，還有海外學者。他們 都自稱是在寫中華民國史，自然應以中華民國的法紀、道德標準來衡量張的此一行為。可他們竟謳歌劫持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且這位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並不是“昏 君”，而是當時公認的無人可替代、當之無愧的領袖。因而，如此謬誤，甚至不能用毛澤東的“黨文化”來解釋。毛澤東也不會承認這些海外的學者，是懂他的“黨 文化”的“無產階級學者”。
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
第三，劫持自己祖國的元首， 是表現愛國抗日的適當方法？更何況，張學良劫蔣後，向蘇聯邀功：“唯一希望”，“尤願知”，“格外關心”，“乞告”蘇聯對他們的“革命義舉反應如何”。人 類歷史上，有以囚禁、羞辱自己祖國的元首，向外國邀功的愛國者嗎？有以囚禁、羞辱本民族的領袖，向外族示好的民族英雄嗎？……
在 西安事變研究中，此類無視基本事實而熱衷於追逐“血統高貴”的人自白，以及“熱鬧”的戲劇性情節，比比皆是。又如把張學良在九一八時恥國喪地的責任，推在 根本就不存在的不抵抗令上，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方法論失誤的另一例證。儘管張學良散佈種種謊言，有意杷水攪混，以能蒙混過關。但是，人們完全可以繞過這 些人為的障礙，給張學良在“九一八”時的功過，做出結論。眾所周知，“抵抗”與“不抵抗”，不是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如越王勾踐，在不適於抵抗的情況下， 果斷的決定不抵抗。越王勾踐不僅不是狗熊，而是能忍他人所不能忍的超級勇士，他的“臥薪嚐膽”，也成了著名的成語。相反，“發憤圖強”與“苟且偷生”，倒 是英雄與狗熊的分水嶺。這是因為人世間，還沒有在國家民族處於萬分危急的時刻，把國家民族的災難置於腦後，仍毫不振作，繼續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而痛失戰 機，能成為英雄的。
因而，只需認真地考察張學良在“九一八”前後，是“發憤圖強”呢？還是“苟且偷生”呢？就可給張 在“九一八”的功過，做出結論。根本就不需浪費時間，追逐所謂不准抵抗的密電。早在一九二八年，日寇就慘殺了張學良的父親。殺父之深仇，竟未能觸動張學良 任何一個神經細胞，使張振作。張在他在父喪期間，仍毫無心肝地縱情聲色，“吃喝嫖賭，無一不來。”且妒忌賢能，慘殺楊宇霆等，致使九一八前夕，再無像楊宇 霆那樣，曾多次化解危機的良材，應付危急。而張學良本人，竟在東北危在旦夕的“九一八”之夜，毫無心肝地在看戲。並“三令五申不准還擊”，致使東北軍在 “全副武裝的日軍四處追殺他們的時候”，“眼睜睜地望著敵人屠殺自己……令人悲憤難抑。”把三千里東北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日寇。就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 “自古亡國之君，敗軍之將”中，沒有比張學良更可恥者。可是我們今天的悠悠史筆，竟歌頌這位“自古亡國之君，敗軍之將”中最可恥者——張學良。簡直是對二 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人類智慧的諷刺。
其實，返璞歸真，歷史並不是“血統高貴”的人在河邊談出的。歷史並不是“神話”、 “傳說”，歷史事件有著內部的邏輯規律可循。歷史研究很多時候就好像破案，不應僅僅根據當事人本人的自白。而應以事實為依據，為線索，不為表面現象所迷 惑，還歷史的真面目。其結論必須符合邏輯規律，且能為歷史事實所證實。
儘管西安事變是在極其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其後的“合縱”與 “連橫”，雖蘇秦、張儀在世，也會瞠目結舌，驚歎不已。更給西安事變研究者們，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但是，每個人的行為，受每個人的人生哲學，意志，氣質， 道德觀念所支配，與其一貫行事規律相符。世間萬物都有其內在的規律，因而像包公等人類歷史上著名的破案大師，能根據案犯留下的蛛絲馬跡，憑他們過人的邏輯 推理能力，去偽存真，由表及裡，由此及彼，偵破種種奇案。要解開西安事變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先對張學良的人生哲學、道德觀念、意志、氣質，以及具如此品 德的人行事規律，做一翻透徹的研究，是有益的。總之，要偵破西安事變此一歷史奇案，解開此一著名的歷史之謎，需在方法論上，下一番功夫。（《明鏡月刊》）
《明鏡月刊》 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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