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9）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陳：如果說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一個事實，它的成因是什麽？
朱：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1990年代自然發展的結果。“六四”之後，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政權，維繫一黨專政，於是提高國家和政權的安全水平，尋求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按一般的財政收入體系，即使後來的“分稅制”也不足以滿足中央財政支出大規模擴張的需要。而強大的國有壟斷企業，無疑可以確保中央政府的收益。我現在手頭並沒有大型國有企業對中央財政直接和間接貢獻的比例，但是可以肯定，中央政府從壟斷企業中得到的利益是穩定增長的。中央政府具有從壟斷企業獲取財富的雙重身份：第一個身份是政府，理所當然的獲取稅收，而且是多種稅收；第二個身份是大型國有企業的絕對股東，通過國有資產的管理參與分紅。
我必須強調：中國的國家壟斷是一種政治壟斷，它和傳統的資本主義壟斷有很大不同。後者主要是非政治和非國有企業的壟斷，加之民主制度的制衡，國家有能力通過反壟斷法對抗市場壟斷。但在中國，國家和國有企業在壟斷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反壟斷法，既沒有前提也沒有對象。
這是古今中外極為獨特的一種由國家領航的資本主義。
朱：這個問題涉及到了中國當下的核心特徵。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家。按道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壟斷到了這種程度，應難以產生富可敵國的眾多“權貴資本主義”集團。“權貴資本主義”的提法在中國比較普及，主要是強調裙帶關係。但中國的情況，主要還不是裙帶關係，而是政府權力。確切地說，中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另一面，其實是龐大的權貴資本主義和門閥資本主義體系，是財閥加門閥的一種結合體。這是古今中外極為獨特的一種由國家領航的資本主義。在過去二十年間，特別是過去十年間，中國成為一個造就世界級富人的生產線。
要深入理解中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私人家庭資本主義的關係，就不得不涉及中國的政治制度。因為中國是黨國體制，黨國成為經濟資源壟斷的主體，且不受任何監督。按中國公開的法度，國有資產畢竟姓國不姓私，據為私有為法理所不容。但是處於權力中心和周邊的，至少相當一部分，會千方百計將部分國家資源持續轉換為私有資產，而且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機制。
第一，切割，就是將某些國有部門、某些國有企業讓渡給相關家族和企業。第二，借反壟斷、民營化的名義，讓已經具有資本實力的相關家族合法進入利潤豐厚的行業和部門。第三，基金方式，即由國有壟斷企業出資建立基金，管理權逐漸替代所有權。第四，上市圈錢，讓上市之前已經控制股份的利益集團，再成為上市的受益者。除此之外，當然還可以舉出其他各種方式。由於中國國有壟斷資產龐大而且日益擴張，其所支持形成的權貴、門閥資本主義集團，自然可以輕而易舉地成為世界級富人。
陳：匪夷所思。
朱：中國在財富的積累和分配上，經歷了兩次完全不同的掠奪。一次，發生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將中國數千年數百年私有經濟私有財產變成國家所有。第二次，就發生在過去二十年間，那些資產膨脹的國有壟斷資產，不斷地且一部分一部分地轉化為家族、門閥、私人資產。一次是通過武力，一次是通過權力。
在傳統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中，富人財富的積累需要一代人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即使比爾·蓋茨、喬布斯他們創造了那麽有技術含量的產業，也花了30餘年的時間。但是，中國的富人可以在不足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積累世界級的財富。所以，在中國所謂的仇富心理背後，是人們對富人財富形成過程和方式的不認同。這是中國最嚴重的社會危機的根源所在。
我過去說過，在我是共產黨員的時候和我被共產黨開除之後，都常常想到共產黨裡的三個人：一個是方誌敏和他寫的“清貧”；一個是瞿秋白，就義之前一無所有，在刑場上哼著國際歌；一個是陳獨秀，小偷到他家偷東西，沒有什麽可偷，才偷了他的手稿，而這個手稿就是他的命，自此一病不起。無論人們如何批判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對其歷史根源還要如何發掘，對其罪惡還需要多少揭露，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國共產黨最後演變成一個控制龐大社會財富的集團，其中一些人把財富據為已有，是這個黨的創始人、先烈以及絕大多數成員始料不及的。
在這裡，我很願意為所謂的中國左派說幾句話。他們否定現在，是因為他們不明白，或者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宗旨是消滅私有制，建立一個平等社會，實現共同富裕；但是，中國這個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卻成為了貧富差別最大，少數富人控制絕大部分國民財富的最不平等的社會。因此，他們懷念毛澤東，甚至主張回到毛時代。中國左派的誤區在於他們不知道，也不願意承認：正是共產主義導致了極權主義和黨國體制，剝奪了人民的政治權力；政治權力遭到壟斷濫用，與經濟和商業利益結合，以至於出現對資源的不合理佔有、對國民財富的不公平分配。（《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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