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2012之变

梁京

2012来了。在此辞旧迎新之际，中国人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一样，对2012年的到来都怀有不同于往年的期待之情。这不仅是因为许多重要的国家和地区都将更换领导人，而且最高权力的交替正发生在内外危机的紧要关头。危机将如何影响政局之变？反过来，政局之变又将如何影响危机的发展，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这种思考中，“革命”一词不仅越来越频繁地闪现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而且成为意见领袖的公开话题。这说明许多人都在思考著同样的问题：中国会发生革命吗？中国需要一场革命吗？

具有很大影响力的韩寒在最新博文“谈革命”中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他认为一场新的革命既不容易发生，也没有必要。如果中国真的发生革命，只能是一场新的灾难。当局没有“和谐”掉韩寒的博文，说明当权者很愿意听到这种意见。

另一位在知识份子中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萧瀚则发表了看似不同的观点。萧瀚指出：“当代中国需要政治革命、制度革命，它是社会改良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至于‘社会革命’——这个伪革命话语体系中的虚假概念、伪概念早应该扔进垃圾桶了。”


在我看来，韩寒与萧瀚其实并无真正的分歧，只不过韩寒定义的革命与萧瀚的定义不同。韩寒想要的改革正是萧瀚所讲的政治革命和制度革命。

中国的意见领袖如此公开地讨论革命，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民众的革命情绪正在迅速增长，而导致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不改革。他们为什么不改革？许多人认为是既得利益使然，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敢改。随著中国危机的深化，中国政治精英知道不改不行，但同时又深陷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中。因为许多精英相信，此时改革为时已晚，改革只会加速革命到来。

换句话说，中国的民众和当权精英，都被同一种思维困住了，官民虽然有尖锐的利益冲突，却都相信这种对立没有和平的政治解决途径，只有靠一场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才能打破僵局。民众和精英的这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其实才是中国的最大威胁。事实是，在技术层面，中国很难重复历史上那种暴烈的民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权贵阶层可以如此疯狂地盘剥民众、聚敛财富，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溃败才可能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权贵们贪的越多，贪的越容易，就越相信革命不可避免。从逻辑上来说，这种思维会导致大革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问题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这个过程可能拖很长。这就会造成一种新形式的民族大劫难——长期的集体沉沦。这不仅会让亿万人死于各种天灾人祸，而且会使整个民族彻底失去道德能力和精神追求。应该说，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精英有没有能力突破这种思维的困境？最近广东汕尾的乌坎村官民冲突得到和平解决，给我带来了一点希望。乌坎事件不仅是2011年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亮点，也可以说是六四事件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亮点。这不仅表现在乌坎的民众表现出了少见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理性，更表现在他们明确提出了基层民主自治的政治诉求。这个诉求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有可能为整个中国今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指出了方向。汪洋对乌坎事件的处置，也颇令人鼓舞。因为他表达了中共执政以来对人民反抗权利罕见的尊重。

乌坎事件赋予了“广东模式”最积极的实质意义。如果汪洋有机会在把乌坎事件体现的新思维真正在广东贯彻下去，即使失去政治局常委的席位，也不可惜。其实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已经表明，地方大员有所作为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此时的中央大员，依然难有作为。习近平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皇储，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各派都相信他无力打破寡头政治的平衡。我对中国2012之变的最大期待，并不在18大后习会推行什么新政，而在于有更多地方大员能像汪洋那样，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开始认真变革。(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