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後，習李可以出三招

中共十八大後，如果最高層能沿著十六大初期的路線，主動與人民形成合力，大膽啟用一些敢作敢為的中間力量，集中精力從中間環節的改革入手，將各個領域出現的問題，通過制度化的探索去解決，那麼中國的轉型和改革，或許就會變得更加順暢一些。


中共的困境和出路——改革還有戲嗎？


包觀


最近吳敬璉再次譔文警示：一旦進入政府主導路徑，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動向權貴資本主義蛻變。而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否則很難退出。

吳敬鏈的這一番話，其實也正是此前部分政經學者關於中國“改革已死”論斷的另一種說法。自進入十七大後，隨著 “胡溫新政”光環的褪去，物價飛漲、房價翻番、言論禁銦，以及既然利益集團越來越明目張膽地上下勾結，對權和利進行內部分肥，“改革已死”幾成學界的基本共識。

這種觀點認為，在1980年代，中國上上下下確實有一種改革的共識，改革的結果基本上是屬於“帕累托改善”，即“在沒有任何人受損的情況下有人受益的一種社會變革”。“六四”以後，鄧小平關閉了政治體制改革之門。進入1990年代後期，“權貴”階層初步形成，他們逐步壟斷了經濟成功的機會之門。2001年中國“入世”之後，再也沒有任何具有重大意義的經濟改革措施出台。至十六大胡溫當政後，釋放了最後一輪民眾熱望的“胡溫新政”，以虎頭蛇尾的方式收場，至此，熱望被失望代替，親民被維穩代替，“改革已死”，已成為人們不得不面對的一種現實。

這種狀態下，“不再有改革家，不再有改革；不再有開明派，不再有開放。空氣肅殺，萬馬齊喑。改革已死，開放亦亡。中國出路何在？憂國憂民之士，還須上下求索。”

時下，隨著社會言論禁錮的進一步加深，更多人以滿清末期來看待中國現政。除了失望，就是民怨，似乎中國已經難逃歷史週期率。

但冷靜觀察，或許還有某種轉型可能。以中國30年改革積纍下的巨大財富，以七千萬黨員精英糾糾的隊伍，以民眾渴望和平轉型之基本社會心理，衹要把握得當，中共還是有機會帶領中國走出轉型困境的。

一、穩定最高層

很多人一提到反專制、倡民主，就對中共一黨專制體制深惡痛絕，首先直指中共高層的集體領導模式，認為這是封建主義的變態延續，既不符合民主潮流，也不符合中共本身的建黨和建國理念，“上不動則全身亡”，應當首先革除，代之以民主選舉。但痛絕歸痛絕，現實歸現實，在沒有強大的反對黨的今天，誰也不能否定中共作為執政黨仍然牢牢掌握著中國黨政軍這三把國之重器的事實。這是不可忽視的基本現實。要想讓中國實現和平轉型，就必須面對這三把重器，就必須面對中共仍然牢牢掌握中國命運的現實。

衹有最高層穩定，中國社會才可能具備和平轉型的條件。那種直接掀翻最高層面的改革，除了圖一時之快外，恐怕再無任何益處。首先會遭到中共高層無論是出於自身利益，還是黨國利益的反感和反對。任何這類改革要求，會首先引動執政黨最強力的懷疑和反對。

也衹有最高層穩定，才能對中下層的腐敗形成壓力，使處於中間環節的既得利益集團，始終處於一種有可能被打壓的狀態，也就有機會通過社會改革，去首先革除中間階層的既得利益集團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盤剝和傷害。

二、與人民形成合力

先說明一點，這有可能是與虎謀皮，端看中共最高層是否有此意願和努力。作為一個大黨，雖然中共肌體已經被腐敗侵蝕，但我仍然認為，中共高層還是有改革意願的，因為誰也不想做歷史和人民的罪人。即或是他們中間有人有這樣那樣的腐敗問題，但到了那個位置，所考所慮，已不許他們只以個人家庭和集團利益為唯一考量了。

中共高層現在的問題是，中共高層也想消腫、去膿，但背的包袱太沈，其中有很多是他們替中下層官員背的。所以外面看中共，是個佈滿膿包的肌體。

如果最高層想要化膿消腫，唯一的途徑，就是甩掉中下層的腐敗包袱，能夠像十六大開初處理孫志剛事件那樣，真正地站在人民的一邊，與人民形成合力，先擠小膿包，再針對中間環節消腫、去污，那麼，還有改革的可能和條件。

舉國關注的重大反腐活動中，處於中間環節的腐敗高級官員動不動被繩之以法（如陳良宇、劉志軍、鄭少東等案件。這些人背後都有不可低估的高層背景），亦說明在社會的輿論壓力下，最高層的統治集團，也會在必要時通過拋棄馬仔等內部整頓手段來擠膿包和消腫。說明在確保對最高層持基本信任的情況下，最高層還是能夠接受通過與人民形成合力，來達到制度改善的目的的。

對於民眾而言，除了苦大仇深者外，絕大多數人都不想一夜翻天，那麼，上下合力中間突破就成為唯一的選擇。

如果能與人民形成合力，黨的執政，就保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如果能堅定、切實地維護人民的具體利益，那麼執政黨的最高層，就會暫時延續和加固威權政治的影響力，贏得改革的時間和空間。

三、中間開花

現在最瘋狂的莫過於中間權利階層對國民經濟的剝奪——訪民上訪，沒有一個是對著中央高層，就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有人會說，也許是他們的馬仔惹的禍。但前文說過，即為馬仔，就也有被丟棄的可能，要想繼續執政，就必須與人民合力，要想取得民眾信任，就必須先去膿消腫）。

無論是類似鐵道部這樣的部門怪獸，還是地方政府為了土地財政的瘋狂強拆，都說明主要問題絕大多數出在執政的中間部門和地方政府。那麼，改革的突破口也就在這裡。

這是因為，其一、絕大多數的社會問題都集中在執政的中間環節，改革的機會、需求，也以中間環節為最。其二、由於政治改革的滯後，使所有領域的改革，哪怕是比如一個信訪問題的解決，都會通向政治改革。中國改革30年最大的“成就”，其實正是兵臨政改城下，已經到了所有領域的社會改革，都會馬上延伸到政治改革層次的局面。這是一種痛苦，但也是一種機會。

現實也是如此，無論是十六大初期胡溫新政時湧現的李金華的“審計風暴”，李毅中的“安監變革”，還是潘岳的“環保風暴”，仇和的“鐵腕治吏”……，還是十七大後薄熙來的“重慶新政”，都在普通民眾中贏得歡呼和熱望。這正是中間環節進行改革、創造機會的體現。

但十六大期間個性官員的群體出現，與十七大後薄熙來完全憑個人奮鬥唱獨角戲又形成了鮮明對比：十六大時個性官員紛紛湧現，包括像由孫志剛事件而廢除收容條例等一系列社會改革，是中共高層的采取開明路線，創造了十六大期間較為寬鬆的執政和社會氛圍的結果。但十七大後，面對社會問題的集中爆發，中共高層突然收緊社會管理，個性官員就迅速消失，民眾熱情被冷卻。薄熙來作為政壇唯一另類的出現，恰恰說明這是一種完全憑藉家庭背景的個人化努力，而並非中共開明氛圍的延續。

但十六大前期個性官員和現今薄熙來得到的吶喊和歡呼，說明從中間環節進行改革突破，不管這個改革和突破是多麼粗糙，都會馬上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擁護——如果十七大時胡溫持續十六大時期的開明寬鬆，讓更多的個性官員在各個領域湧現，並且將由之帶動的改革熱潮向社會各領域推進，那麼人民的歡呼就不會衹是沖著個人，而是會由衷沖著黨的領導集體，中國社會也許就會是另一番面貌。

所以，十八大後，如果中共最高層能沿著十六大初期的路線，主動與人民形成合力，大膽啟用一些敢作敢為的中間力量，集中精力從中間環節的改革入手，將各個領域出現的問題，通過制度化的探索去解決，那麼中國的轉型和改革，或許就會變得更加順暢一些。(《大事件》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