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烏坎傳統村莊的現代突破

亞洲週刊

方駿

廣東烏坎事件成為維穩體制下的特例，在傳統肌理中出現現代突破。抗爭利用潮汕宗親會傳統，在現代版鄉紳林祖鑾等領導下與地方貪官博弈，靈活運用現代網絡與媒體，贏得維權初步勝利。


烏坎，位於中國南部廣東省潮汕地區陸豐市的一個小村莊，自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村民大規模赴陸豐市政府上訪以來，這裏發生的事情吸引了全中國網民乃至諸多國際媒體的關注。

十二月十九日，廣東省工作組進入烏坎，與村民代表達成共識：釋放被捕的村民代表，返還死亡代表薛錦波的遺體並調查死因，承認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的合法性，進一步解決村民反映的土地問題。村民取消了預定的上訪，並恢復村內秩序。烏坎事件似乎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

但是此後的進展又有點撲朔迷離：雖然三名代表陸續被釋放，但是薛錦波的遺體卻至今沒有返還；工作組決定重新選舉村委會，但是選舉又必須由任命的臨時村支委主持；雖然臨時代表理事會顧問林祖鑾被任命為臨時支委副書記，但是臨時代表理事會的角色卻更加曖昧。

烏坎為什麼能成為維穩體制下的特例，又能否真正成為特例？

從烏坎所在的陸豐市到深圳、香港，只有三個小時的車程。這個缺乏土地的村莊，大部分人都到珠三角去打工、經商，甚至在香港的人也不在少數。位於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廣東快速的增長也帶來了利益的分化和矛盾的增加，僅僅在去年就有佛山、增城、烏坎、海門等特大群體性事件。而分析起來，這一類群體性事件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城市或者城鄉結合部由於勞資矛盾引發的衝突，如二零一一年中的潮州、增城事件；二是農村土地或者污染問題引發的事件，比如烏坎事件及正在進行的海門事件。

這種區分也是廣東內部經濟不平衡的體現：珠三角地區的本地人即使不是最上層，也基本可以分享土地收益，不滿的都是外來工人，而潮汕地區許多青年卻只能外出打工，回鄉又失去了土地，只剩下污染。現在看來，土地問題引發的抗爭比起外來工更持久、更有組織——土地、環境這樣的問題涉及到特定地區的幾乎所有人，更容易團結起來。

地理位置也帶來了新的視角：在許多烏坎村民家，電視機裏沒有中央電視台，而更多的是香港的電視節目。他們在電視上了解了「牆外」的世界，而牆外的世界也對這裏很感興趣——「抗議」總是吸引人的新聞，而至少對於香港媒體而言，報道廣東的抗議是非常方便的。

來自北京、廣州、香港的記者紛湧而至，在村裏得到了雖然並不舒適但卻很體貼的招待。一位負責接待外國記者的村民一語道破天機：「你們在這裏，他們就不敢來鎮壓了。」這裏還有專門的網絡志願者，負責在網絡上傳播訊息，吸引全世界的關注。

當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射到這個小村後，至少鄰近的許多地區紛紛開始仿效烏坎的做法。對於要在十八大上力爭「入常」的廣東省領導汪洋來說，壓力倍增，不得不考慮如何妥善解決。

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廣東省，烏坎所在的潮汕地區在文化上其實更接近於閩南的漳泉地區——所以香港記者到這裏也必須配備翻譯，才能聽懂村民的方言。

這裏有句俗語：「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作為中共早期革命家彭湃的故鄉、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的誕生地，海陸豐一直有著強悍的民風。但對於烏坎的抗議來說，更重要的是村民能夠自己組織起來，有序抗爭長達數個月，一次次和平集會、遊行，乃至自己維持一萬多人的村莊的秩序數週。

烏坎背後的宗族背景

從表面上看，這個組織體系的核心是一度被稱為「非法組織」的「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還有婦女聯合會、老人會、「熱血青年」團。但其背後卻有著更深層次的社會基礎。

比如，被稱為「鄉村民主的小崗」的「臨時代表理事會」並非按照全民選舉的方式選舉出來。烏坎村總共有四十七個姓氏，最大的有千餘人，最小的只有兩三戶，臨時代表理事會即由每個姓氏按人數多少推舉一至五名代表，再由這一百餘名代表推選出理事。這實際上利用了潮汕地區普遍存在的一種民間組織——宗親會。

作為敬祖睦族的形式，宗族在中國社會中有著幾千年的歷史，並且曾經是基層社會最重要的組織。隨著百年來的社會動盪，這種組織形式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已經滅絕了，但在福建、廣東等地卻還保留了不少。

烏坎的宗親會非常發達，除了少數人數很少的姓氏，大部分姓氏都有宗親會，而且運作了很長時間。以楊氏宗親會為例，連臨時理事會會長楊色茂自己也記不清什麼宗親會開始活動，只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就有了，我爺爺就在搞」。在這個基礎上運作的代表理事會，運作成本就小了許多。比如，「有些分歧，不需要正式開會，請相關姓氏的代表坐下來談談，基本就解決了」，楊色茂說。代表理事會的運作曾先後兩次向村民募捐，主要方式也是先將金額分攤給各個姓氏，然後再在姓氏內分攤。

除了宗族，民間宗教是傳統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而一九四九年以後受到摧毀的又一主要組織形式。在現在的台灣社會，大到台北都會，小到普通村鎮，都會有許許多多各種廟、宮、觀、寺，供奉著媽祖、清水祖師、王爺等各色神靈。這些宗教場所不僅是地方的信仰中心，也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職能包括扶貧濟弱、維持夜市、舉辦廟會等等，而在大選季各類候選人都要到廟裏上香，廟口「開講」，有的乾脆就是在廟裏宣布參選。

而在和台灣語言文化接近的閩南、潮汕地區，宗教場所規模雖然可能還不及台灣，但是在大陸漢族地區卻是首屈一指的。烏坎村內的信仰中心是媽祖廟，最前面是個小小的山殿，堆滿了富裕村民捐獻的大米，這種捐助，也只不過是傳統寺廟接受布施再幫助窮人的自然延伸而已，有神靈在上面俯視，村民自然相信善款不會被隨意侵吞。這裏也是臨時代表理事會臨時辦公場所，村民有什麼事情都會到這裏找值班人。

廟的後方則有個小戲台，十二月十九日鄰村的幹部們前來「慰問」，就是在這上面和村民代表會談，村民則在下面旁聽。

而網上流傳的村民大會的現場，則是個更大的戲台——仙翁戲台。這裏是村裏逢年過節時舉行廟會的地方，空闊的場地可以容納上千人，甚至長凳、音響等等都是現成的，有些橫幅、標語也只需要把以往敬神的改成不同的字。

抗議背後的祭祀儀式

在現場觀看村民抗議集會，就會發現他們並不是隨便亂坐的。最前面是中小學生，然後是舉著標語牌婦女和老人，再後面是拉著長長橫幅的村民。出身潮汕的知名媒體人彭曉芸在微博上說：自己看了之後，很自然地聯想到了「祭祀儀式」。

而無論是村內還是出村的遊行，也就是類似台灣的神像「繞境」活動，誰突前，誰居中，誰殿後，誰維持秩序，都有現成的傳統，不需要經過特別的訓練就可以井然有序。

而臨時代表理事會的顧問林祖鑾、會長楊色茂，可以看作現代版的鄉紳。和他們交談的過程中，如果不是服裝、室內裝潢的區別，你很容易產生是在一百年前某個村莊和白嘉軒那樣的族長交談的錯覺。

與傳統鄉紳相似的是，他們都是中產之家，因個人能力和人格在本族乃至本村有一定威望，在外部社會也有豐富的閱歷和人脈。而不同的是，他們接受的是現代教育，在外從事的也是現代商業活動，更懂得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

除了傳統的社會組織和現代的網絡，新中國的政治遺產也同樣被結合進來：村民們集會上唱的是國歌、國際歌，呼喊的是﹕「共產黨萬歲、黨中央萬歲！」遊行隊伍中一度出現「打倒獨裁」、「還我人權」等標語，吸引了媒體眼光，但被指控「境外勢力操縱」後，這些敏感的標語就消失了，而代之以「烏坎好冤啊」、「薛錦波好冤啊」等。

就是這些傳統、現代和革命因素的結合，造就了烏坎的獨特「模式」。而烏坎事件最後如何發展，也將取決於雙方在這個背景下的博弈，而其中村民的自我組織能否維繫下去，恐怕是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