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蘆笛
赫 魯曉夫成為蘇聯“第三代領導核心”後，大刀闊斧地在各方面開展了改革，試圖造出一個比較和平寬鬆的內外環境來，用中共在60年代為他總結的罪狀來說，便是 “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黨，全民國家”。頭兩“和”，指的是東西方使用和平手段解決彼此分歧，以和平競賽證明自己的制度優越 性，也就是老鄧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制度優越性必須體現在生產力發展上；而“和平過渡”則是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可以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並 不一定要走武裝鬥爭的道路（這其實是西歐共產黨提出來的，那兒的人民對武裝鬥爭毫無興趣，如果共黨要搞“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則只會淪為自絕於人民的罪 犯）。“兩全”其實就是幾十年後江總書記提出“三個代表”論，是對斯大林“社會主義越前進，階級鬥爭就越激烈”恐怖政策的否定，也是試圖回答斯大林與後來 的毛澤東製造出來的理論難題——在一個消滅了私有制的社會中，竟然不僅還有脫離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而存在的剝削階級，而且其抵抗還能隨著社會主義的勝利越 來越激烈。
赫魯曉夫。
理 論問題不論，赫魯曉夫和前任的思路其實是一致的。他們都認識到，斯大林以恐怖手段推行軍國主義，鞭笞全民苦吃苦做，把掙來的一點血汗錢基本用去製造武器， 在國際上到處尋瑕抵隙搞搞震，試圖打開缺口，最終征服全世界，這種野蠻的治國方式，是再也無法堅持下去了。因此，最好還是與資本主義國家握手言和，藉此削 減國防預算，“鑄劍為犁”，讓政府能將金錢用於和平建設。而且，政府總不能永遠將迫害與屠殺本國人民當成主業，使國家永遠處於緊急動員狀態。所以，最好還 是內外都放鬆一下，集中精力去從事經濟建設。幾十年後，中共拋棄“抓革命”，只去“促生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的就是赫魯曉夫開闢的道路。
赫魯曉夫與其先驅最大的區別，乃至與幾十年後鄧小平等人的區別，還是他在蘇共20大上作了秘密報告，揭發了斯大林駭人聽聞的罪行，啟動了短暫的“去斯大林化”。
在 三十年代的大恐怖中，赫魯曉夫雙手也沾滿了鮮血。莫斯科市38名最高領導幹部中，有35名被殺，而莫斯科省143名各級黨委書記中，只有10名活了下來。 其時他是莫斯科市與莫斯科省的第一把手，逮捕那些官員必須經他簽字批准，然而他卻無所作為，並未出手援救部下和朋友。不僅如此，1937年6月間，政治局 給莫斯科省下了指標，要該省逮捕35,000名“敵人”並處決其中5,000名。兩星期後，赫魯曉夫便超額完成了任務，向斯大林報告已經逮捕了 41,305 名“罪犯與富農份子”，其中8,500名應被處決。
當然，赫魯曉夫這種態度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蓋他在1923年曾加入托 派。幸虧他主動向斯大林作了交代，而斯大林又很喜歡他，庇護他過了關。此後郵電部人民委員安迪波夫被捕，咬上了他，斯大林還親自質問過他，幸虧他保持鎮 靜，應對得當，才僥倖逃過一死。不難想像，如果他敢出來援救誰，立刻就會把自己送上斷頭臺。
然而他並不是對斯大林沒有腹誹，早在大清洗 中，他就曾向朋友私下發洩過不滿。在貝利亞被槍斃後，赫魯曉夫得以看到內務部的秘檔，深為斯大林犯下的罪行的宏大規模震動。他於是如幾十年後的胡耀邦一 樣，開始為那些被冤枉殺害的老布爾什維克及其家屬平反，把倖存者從勞改營裡放出來（貝利亞在此前釋放的是非政治犯）。
那些人中，有位他的 老朋友阿列克賽·斯涅果夫，該同志生命力比較強，在北極圈內的勞改營中熬了16年竟然還沒死。斯大林死後，他通過關係，寫密信向赫魯曉夫求救。赫魯曉夫將 他從勞改營中放出來，用為審判貝利亞的證人，此後又讓他當上了勞改部門的高官。斯涅果夫和赫魯曉夫作了幾次長談，把他在勞改營裡的可怕遭遇告訴赫魯曉夫， 並敦促赫魯曉夫在即將召開的20大上就斯大林的罪行作出交代。他跟赫魯曉夫說，如果赫魯曉夫默不作聲，那就是參與掩蓋斯大林的罪行。米高揚也對赫魯曉夫 說，如果不在黨代會上把斯大林幹過的爛事講清楚，那麼將來若被人揭發出來，則他們統統都要變成斯大林的同犯。於是在1955年10月間，赫魯曉夫便向政治 局提出在來年召開的20大向全黨通報斯大林的罪行。是年12月底，他向政治局建議成立個專門的委員會來調查此事。（《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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