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在台灣說出「我是中國人」，會遭到白眼，甚至背上叛徒的指責？台灣社會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看似尊重了民主、多元化與包容的價值，其實卻在政治人物的不斷操弄下，成了更為民粹、更為狹隘、更容不下異己之見的圍城。
在台灣成長的我們，除了少數新移民與幾乎不存在的原始原住民之外，都留著中國人的血液，我們帶著中國姓氏，我們拜關聖帝君、媽祖等中國神明，我們安太歲、點光明燈，都是中國的習俗，我們的墓碑上都寫著太原、濟陽這些大陸的堂號，而台灣引以為傲的故宮文物完全來自大陸、我們保存良好的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全部都是如假包換的大陸貨。
當有些台灣人帶著輕蔑的口吻說起「大陸妹」的時候，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罵自己的媽媽，因為，所有台灣人的母親、祖母、曾曾祖母，都是大陸妹。祖籍是漳州、泉州的閩南人，都是「唐山阿嬤」生的小孩，祖籍梅縣、海豐、永定的客家人，都是從中原不斷南遷到台灣來謀生的大陸細妹的後代。
而那些仇中的政治人物，當他們一邊咒罵中國的同時，更應該立即停止所有廟裡拜拜的行程，因為廟裡高坐的那些神明，個個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國神。
可惜的是，歷經了多次的總統選舉，在政治人物為了選票不斷的操弄之下，台灣島內的本土認同，被操作成了狹隘的民粹，所有涉及大陸的符號，都失去了國家社會的正當性，甚至被硬生生地烙上了「叛徒」的印記。台灣人不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中國血緣，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這，不是民主的進步，而是台灣的倒退。
人類社會彼此傾軋、鬥爭的過程中，「叛徒」正是被拿來打擊政治對手，成本最為低廉的工具，只是歷史一再證明，廉價的「叛徒」鬥爭，卻也是人類悲劇的最大來源。在西方世界，猶太人揹負了基督叛徒的罪名，幾千年來猶太子孫不斷遭到顛沛流離的折磨，直到納粹集體屠殺的慘劇，人類才覺醒到這是一場豪無價值的鬥爭，下令集體屠殺的希特勒則成了歷史罪人；在中國，最有名的莫過於以謀反罪名逮捕岳飛的宋朝丞相秦檜，秦檜甚至以「莫須有」來定罪岳飛，賜死岳飛不需要任何理由，這正是中國幾千年以來，運用「叛徒」的顛峰之作。
然而，將叛徒二字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希特勒與秦檜，雖然立即遂其所願，將政治上的敵人消滅於眼前，卻不旋幾就露出馬腳，迎回了千秋萬代的罵名。
指責政治對手為叛徒，很容易在當下獲得吸毒般的快感，只是藥效一退，叛徒二字的荒謬與愚蠢，立即無所遁形。賽德克巴萊的莫那魯道，在日本統治的時代被定為叛徒，如今則成了英雄，而在日本叛徒賽德克族內，花岡一郎、二郎則被質疑是賽德克的叛徒，在人類的社會裡，叛徒與叛徒的叛徒，根本不具有任何真實的價值，唯一的作用，只有一時的快感，以及永無盡頭的愚昧。
我們這個社會自認為進步，其實卻在交相指責中走進了指責叛徒的死胡同。歷史並未走遠，在戒嚴時代啟發黨外運動的李雙澤，他寫下令人動容的《美麗島》，被台獨人士傳唱至今，但是李雙澤也寫了充滿統派情感的《少年中國》；羅大佑寫《鹿港小鎮》激起強烈的本土情懷，而他為張艾嘉專輯寫的《下雪》卻是對歸鄉老兵的最高尊崇；早年被警總以「組織聚讀馬列共產主義」逮捕入獄，晚年成為中國統一聯盟創盟主席的陳映真，卻寫出了比台獨更為台獨的《山路》、《將軍族》等傳世大作。
我們要呼籲政治人物停止操弄，停止服用「傾中賣台、叛徒」這些低廉傷身的迷幻藥，重新還給台灣一個沒有叛徒指責的自由空氣，讓台灣人不必再害怕說出「我是中國人」，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再產生更多的李雙澤、羅大佑、陳映真，才有可能再孕育出具有國際視野的青年政治家，才有能力接納更多優秀的大陸妹，像我們的先祖母那樣，為台灣孕育出更多優秀的後代。台灣這個島嶼已經很小，不能承受狹隘的減法與除法，必須像我們的先祖那樣，用加法與乘法，來擁抱全球化的新世界。
愛台灣，愛中國，反貪腐，追求社會正義，這些都是彼此相輔相成的普世價值，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以及中國十三億人口共同認同的價值，我們愛護台灣這塊土地，也必然要維護我們的中國血緣與文化傳承，只有在幾千年中華文化的基礎上，我們今天珍惜的一切才有立足的土壤，傳承到台灣的這一群中國人，才有昂首闊步的藍天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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