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逐鹿的人文思考

我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禹县（今禹州市）梁北乡大席店村。据历史传说，中华始祖黄帝的故都，就位于禹州市与新郑市交界的具茨山系。具茨山系的崆峒山逍遥观，是轩辕黄帝问道广成子而成仙得道之地。尧舜时期，这里是以大禹为首的夏部族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在这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夏王朝。由此可知，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是中国大陆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区域。然而，历史悠久的中原地区刻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却总是“饥饿”两个字。   自从1989年 脱离河南之后，我几乎没有在河南逗留过。随着老母亲年事已高，最近几年才开始拉长在禹州老家停留的时间。前不久回河南省禹州市陪伴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破例 与地方官员中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进行了接触。期间在一个饭局上见到禹州市政府部门一女局长，她给我说中原逐鹿是河南历史上最大的辉煌与荣耀。   我 告诉她说：您理解错了。中原逐鹿的典故，最早出自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里的“鹿”，比喻的是群雄并起所要争夺的天下 子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老百姓。晋朝时五胡十六国中的赵国国王石勒曾经问大臣徐光，自己能够与历史上哪位皇帝相提并论？徐光答复为汉高祖刘邦。石勒笑道， 他自己只能做刘邦的部下，但是与刘秀中原逐鹿的话，就不知鹿死谁手了。     用中国传统的公天下、打天下、私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的胜者为王的价值标准来加以衡量，中原逐鹿自然是一种神圣辉煌的英雄霸业。但是，以现代文明社会以人 为本、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治官安民、权为民所赋的价值观念重新评估，所谓中原逐鹿，就是二十四史上一个又一个朝代的统治者与造反者，一次又一次把中原百 姓当成野鹿来追逐杀戮。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历史，其实就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人，一次又一次地被更加野蛮落后的外族人、外地人、外国人征服殖民的沦陷史和耻 辱史。这些外族人、外地人、外国人，包括大禹夏启家族、殷商家族、姬周家族、秦始皇家族、汉代刘家、唐代李家、宋代赵家、元代蒙古人、明代朱家、清代满族 人。他们当时不叫征服殖民，而是叫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意思是他们像追逐杀戮野鹿一样对待中原人，完全是出于天命和天意。遭受逐鹿的中原人，其实并不是今 天的河南人，而是已经流落长江以南以及广东、福建、台湾、东南亚的南方人、南洋人和客家人。我曾经读过禹州的老县志，其中谈到元末朱元璋时代，禹州人几乎 被杀光，朱元璋只好强迫山西人集合到洪洞县的老槐树下，被捆绑起来集体到禹州来殖民。民间所说的“解手”，意思就是这些移民要想到路边撒尿拉屎，就必须先 请押解的官兵前来松绑。到了明末李自成造反的时候，整个禹州城被杀得只剩下几十口人。   同样是殖民征服，英国人租借中国广东的一个海边渔村，99年 后还给中国的是被赞美为东方明珠的香港。现在内地许多有钱人怀孕之后跑到香港生孩子，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家的孩子变成一名香港人。道理很简单，香港人活得更 自由、更有尊严也更有价值。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有那个广东人、北京人、香港人、台湾人、美国人，专门为了生孩子或者为了考大学而来到河南的中原地区。今 天的中原人远远没有被英国殖民征服过99年的香港人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有价值。   这 里涉及到恰好相反的两种政治文明，传统农耕游牧社会的政治文明，是人身依附并且等级森严的养官治民，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代 工商契约社会的政治文明，是契约平等的治官安民。这种民主宪政的政治文明所要治理统治的对象，不是作为个人以及企业法人的公民和纳税人，而是享受公共税收 的政府官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把享用纳税人的钱财并且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务官员，关在权为民所赋的民主宪政的笼子里面。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女局长，她一再表示中原人历史上很辉煌很荣耀，如今的河南地区依然是很美好、很和谐。但是，她自己和禹州的其他男女官员一样，每天主要做三件事情：上午是喝茶办公，下午是找人赌博，晚上是聚众喝酒。像这样的中原人，即使再过上5000年，也依然是外地人、外族人、外国人中原逐鹿、殖民征服的对象。河南人的形象主要就是被这些官员给败坏掉的。   我 一直认为，有两类人是天然要选择以人为本、自由自主、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权为民所赋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和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第一类是经营工商企业的实业 家即资本家；第二类是维护并且利用法律条文和宪政程序的执业律师、法官、检察官。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将主要来自这两类群体。执政党内部肯定会有 一些愚民自愚的愚钝之人，但是，其中也不乏拥有世界眼光和文明观念的智囊人物。以人为本和权为民所赋的提出，就是最好的证明。尤其是权为民所赋的民主授权 程序，以及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宪政限权制度，是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根本抓手。用通俗的话说，选哪个人当最高领导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什么样的制 度程序进行投票选举。   权 为民所赋并不需要一开始就搞全国范围内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只要中央政府能够像越南那样进行一定比例的差额选举，就能够把最不得人心的权贵人物给淘汰掉。 假如实施差额选举，像薄熙来那样违法从事唱红黑打的人，完全可以被淘汰出局。换言之，只要执政党及其党政官员，敢于接受差额选举的民主检验，治官安民的政 治文明和政治制度是不难实现的。  张耀杰，《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