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木生先生在重慶討論會上的發言，透露了這樣一個資訊，他說：“薄熙成告訴我，現在，薄熙來最困惑、最頭疼的、覺得最沒有底氣的，他感覺最大的需求，是理論的需求。……他是說自己理論修養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夠解釋重慶現象的理論說明。”
就像新老左派爭先恐後地奔往重慶，向薄熙來這個對理論有巨大需求的重慶第一把手兜售他們關於重慶模式的說法一樣，張木生也把自己的新民主主義說法端了出來。他是這樣表示的：“我看，重慶確實走的有模有樣，他（指薄熙來）感覺最大缺陷就是，在理論上有很大欠缺，他所要搞的事情，找不到一個理論支撐點再往下實踐。其實，我覺得這個理論的支撐點很簡單，我們搞了34年，都說明這個支撐點是有效的和正確的，這個支撐點是什麼？就是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張聞天同志1922年開始在中共介紹蘇聯新經濟政策，那時候，他在美國留學。他首先看到列寧去世前最後七篇文章，使他對未來社會有很多聯想。到延安之後，尤其1939-1940年，中央集體學習，創造了中國所謂新民主主義理論。”
但是，張木生和絕大多數新老左派不一樣的是，他和劉源、薄熙來具有相同的紅色意識和政治抱負：老子打天下，兒子做天下，捨我其誰？榮劍在他的“重返新民主主義是否可行？”文章中，從紅色資源再開發的角度，提到了薄熙來和劉源、張木生的不謀而合。他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打破目前改革停滯不前僵局的力量，有一支是來自於‘紅二代’，薄熙來主導的‘重慶模式’和劉源主張的新民主主義，都側重于紅色資源的再開發，在共產黨的傳統中尋求合法性資源的再創造……。”
張木生認為，重慶面臨的很多問題，實際上就是中國面臨的問題。在處理這些問題上，現在的中共正在喪失合法性，因此，重塑共產黨的合法性，應當就是劉源和張木生試圖把他們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重慶經驗結合起來的一種考量。
劉源和張木生都認為，“新民主主義論”是當今社會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約數，左中右都能認同，而且，是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寶貝理論，既是本土的，又是國際的，歷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徑。
劉源自己也說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兒，恐怕會畫虎類犬，弄巧成拙，與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們何不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舉起土生土長、百試不爽的，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主導提出、劉少奇主要實踐的新民主主義？”
張木生說，“從戰爭年代到建設時期，包括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凡是用新民主主義為指導，就勝利成功，而沒有真正遵循的，或犯錯誤，或走彎路，都出了問題。”
這話其實嚴重誇張。除了剛建政那幾年，中共60年來並沒有認真實施過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在取得政權之前，提這個東西，就是把它當作權宜之計。那時，他不僅需要獲得贊成社會主義人士的擁護，也需要獲得反對社會主義人士的支持。但是，一旦取得政權，毛就把它束之高閣了。(《大事件》)
《大事件》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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