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智：可怕的中国模式

事先声明，笔者认为中国并不可怕。我们要担忧的，是把中国近年发展的成败简言总括为「中国模式」，并当作常理一样以正规课程向下一代传授。近日媒体流传一份以「中国模式」为题的国民教育教材，教育局长辩称内容不够「多角度」所以不会採用。笔者认为所谓此等说法只是转移视线，因为整份教材的立论本来就站不住脚，而这又基於国民教育科学理上的先天不足，只有全面撤销才是可行的出路。

有关国民教育科的整体学理问题，中文大学的曾荣光教授最近的论文已有严谨的分析。课程文件把国家和民族这两个在国民教育中至关重要的概念混为一谈，已犯上一个连大学本科生也不该犯上的错误。在这种浮沙基础之上，出现「中国模式」此等漏洞处处的教材，自然是意料之内。

所谓「中国模式」可以有两重含义。第一重较为粗浅的含义，是每当遇到中国的发展和流行的社会理论不相符的地方，便简而言之为出於「国情不同」；而把这些不同之处综合起来，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学术上的懒惰。

学术上的懒惰

举个例，中国近年的基建发展迅速，但以中国的政治体制作为解释，同时批评美国的政治体制，便最少犯上了相关不等於因果的毛病。我们最少可以追问三条问题：难道美国没有经历过迅速基建发展的时期吗？有没有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类似，基建发展却举步维艰？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有没有拖慢了基建发展以外的其他发展维度，例如政治发展？

这些问题重要，因为推行国民教育必须警惕所谓的「中国例外主义」，把所有中国发展的成败都归於「国情不同」，然后假设所有「西方理论」都会自动在中国失效。严谨的学问探究，最少也该追问情到底何处不同，而我们的认识又该如何因应深化。学问从来不该只分中西，重要的是有没有解释能力。

所谓「中国模式」的第二重意义，则在於模式的输出。所谓「模式」固然不止是一个静态描述，更是一种学习对象。许多印度城市正以「学习上海」为名，大举拆迁城市中的贫民窟。某些非洲国家的独裁君主，也会藉「中国经验」来辩解「独裁也有独裁的好处」。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当「中国模式」本身就概念模糊，很容易变成各种政治把戏自我合理化的藉口。而这点其实早已在香港出现：每当香港出现基建发展的争议时，便有舆论认为中国内地对基建发展更为果断，声称其体制值得香港学习。

如是者，这份教材的失败并不在於没有要求师生各打五十大板地去评论「中国模式」好坏，而是未能直接质疑「中国模式」的概念推广是否本来就是一项政治工程。所谓的「多角度思考」，恐怕只是传承於从通识科而来「互有正反」的和稀泥，而没有进入问题的核心。

推而广之，国民教育科的问题并非改善教学方法足以补救，而是学科本身就欠缺学理基础。研究学术问题有严谨和粗疏之分，我们不会在地理课同时说「地球是圆的」和「地球是方的」，然后让学生「多角度思考」。同样道理，国民教育科的政府官员本身对国家和民族的学理认识水平不足，整份课程文件都充斥「同根同心」和「文化精髓」等学术上早被摒弃的文化想像，到了出现拙劣教材后才把责任推在出版机构的身上又有何用？

梁启智，《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