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蕭功秦拜訪紐約，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以下為《外參》對蕭功秦此次訪美專訪的其餘內容：
如何看待薄熙來事件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本身是獨立的，它和“陰謀家”沒有必然的關係，這就如同這個“陰謀家”出現在廣東，也不能就此徹底否定廣東模式一樣。我們中國人習慣於把政治事功與道德混為一談。這個問題在西方早就解決了。
“薄熙來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有點像歷史上的曹孟德，在危機時代特別容易脫穎而出，這樣的人膽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不遵守體制內遊戲規則，有時目空一切，做事不擇手段，但也確有想像力，往往能別開生面。”蕭功秦認為，在社會尚未出現危機的常規時期，這種人往往容易被官僚體制邊緣化、受到體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類人往往在社會或官僚體制出現危機時，特別能得勢，一旦得勢，就會為所欲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曹操和薄熙來就存在某些相似處。
薄熙來下台前，在重慶老百姓中有相當的支持度，蕭功秦指出，薄熙來出事，重慶人感情上覺得薄熙來仍是不錯的，一方面，薄熙來用特立獨行的方式把重慶搞大，另一方面，薄熙來與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認的關聯，所以重慶普羅大眾也陷入兩難。
“說實在話，薄熙來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說他掌了權就會有計劃地搞文革復辟，那是言過其實，人們之所以有這種印像，實際上也是薄熙來所信賴的極左派如張宏良、孔慶東之流‘害’了他。”
但問題的關鍵是，薄熙來已經習慣了用“左”的手段借力發力，習慣用左的方式來提升人氣，獲得權力，從大搞廣場式的形式主義的唱紅就可以看出來，正因為如此，在未來權力道路上，當薄熙來遇到許多阻力時，為了打破阻力，是否會習慣成自然地用過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來達到目標？既然以左派姿態上台，也自然會去滿足左派對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態上也已經被左的那一套辦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擔心一旦薄熙來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導彈一樣，越來越左，來一個打遍天下無對手，所向無敵。中國剛從文革災難中走出來，再也不希望出現另一次文革災難。人們對薄熙來未來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這也是有道理的，這正是問題的關鍵。
人們說，薄熙來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國也消除了一個隱患。蕭功秦認為這話也有道理，雖然薄熙來未必就是搞真左，而是以形式上的左作為動員手段，來獲得權力，但這就會如同打嗎啡上了癮一樣，形成對左的路徑依賴。這是我們從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毛澤東晚年也是如此，這是理解薄熙來事件揭示的歷史意義所在。
威權政治到民主制度的過渡要經過五步邏輯
當談到重慶模式本質上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模式時，蕭功秦認為，可將其理解為從改革以前的全能主義轉化過來的特殊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因為這個資本主義利用了市場經濟，而國家在其中又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它更接近於東亞集權政治與競爭市場相結合的“凝聚性資本主義”，但在國家對經濟的整合程度上，在組織資源以實現國民經濟重大目標的能力上，在國家與企業家合作的程度上，國家顯得更為強勢，這與中國從全能主義國家轉型的歷史背景有關。強國家——弱社會是它的特點，它的優點與缺點均與這種結構有關。
關於權威主義如何過渡成公民社會的問題，蕭功秦解釋，如果權威主義有一個向民主過渡的理性目標，它就是一個良性的威權體制，它就有一種理性選擇的可能性，這種選擇可以概括為五步邏輯。
第一步是改革者掌權，這是鄧小平撥亂反正已經做成的事，第二步是經濟轉型，也就是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並進而導致經濟起飛，這是江澤民、朱熔基時代做的事，第三步，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上，利用國家的財富收入進行民生建設，以克服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兩極分化與貧富不均，胡溫體制在這方面做了不少事，重慶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第四步就是讓市場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多元利益團體自我組織起來，發展公民社會團體，這種社會的自主組織力量，用他的話來說，是一種政府以外的多元整合能力。作為政府善治的一個補充。他希望習近平時代能開創公民社會發展的新局面。
由於在民生建設方面打下基礎，讓貧富分化得到抑制，公民社會的建立不會變成革命的爆破筒，人們會更多地關注自身利益的表達，公民社會的成熟發展，才能有效地克服民粹主義。到了第五步就是憲政民主。
概括地說，中國改革開放，從邏輯上講，要經歷改革者執政、經濟轉型與起飛、民生建設、公民社會、到憲政民主，應該是中國作為後發展國家向民主過渡的五個階段。每一步都是以前一步的基本實現為條件，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當今中國，實際上正是處於這一邏輯發展的第三步階段。即從大規模民生建設向公民社會發展的階段。
而為什麼民生建設與公民社會是憲政民主到來前的必要條件？蕭功秦表示，如果沒有公民社會，一人一票的民主就必然變成劣質的民粹主義民主。由於中國建國以來始終沒有社會自治的傳統，一旦實行選舉民主，就是出現人類歷史上最強烈的民粹主義“井噴”狀態，這絕對是社會大災難。這也是現在特別要強調中道理性主義的中間派立場的關鍵意義所在。“沒有在公民社會中受到民主自我訓練的大眾，很容易受政客煽動，這樣的民主是劣質的民主，比較而言，優質的民主是透過公民社會，讓人有更理性的判斷力、自治能力、妥協能力，能進行更有理性選擇。”
蕭功秦認為，如果從這一階段論來判斷後發展國家的威權政治，可以把威權政治分為兩種，一種是良性的威權政治，它具有開明的民主導向，能夠按照五步邏輯漸進地發展，通過威權政治為憲政民主建立各種必要條件，從歷史上來看，蔣經國、全鬥煥、樸正熙的政治，基本上走這條路。那麼良性威權政治是如何來的？蕭功秦解釋，良性威權政治也是從歷史經驗中概括出來的，它並不完全脫離歷史經驗、是理性分析的結果；東亞和南歐西班牙模式是相對來說比較良性的威權政治。
事實上，歷史上也有大量劣質的威權政治，蕭功秦解釋，這樣的威權政治利用統治權力的集中，引進了一些外國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經濟獲得發展，但整個體制結構仍具有權錢勾結、朋黨政治的色彩，劣質化威權政治就是退化了的家長制；此類威權政治在二十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上不勝枚舉，拉美的海地政權，中東的卡扎菲政權，亞洲的菲律賓馬科斯政權、印尼的蘇哈托，都是如此。政治學上稱之為“蘇丹化政權”，此類威權統治者把統治區視為一己私產。
至於毛澤東的文革體制與計劃經濟，蕭功秦認為是建立在平均主義烏托邦理想基礎上的全能主義體制，與威權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政治類型，“他是農業社會主義加上個人的專制，秦始皇加馬克思。對於實現中國現代化則根本是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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