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特約記者 李春秋
中國國安部所屬機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的所長袁鵬，在 7月31日 的 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指出：美國以“網絡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是於1980年正式成立的綜合性國際問題研究機構，2003年更名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下設美國研究所、俄羅斯研究所等多個研究所，是中國最知名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被譽為“中國的蘭德公司”，隸屬中國國安部。
現任國安部長耿惠昌，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長。而清華大學現任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閻學通，亦曾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成員。 這些人以學者名義，經常前往西方，並且常在中西媒體發表文章。
政治觀察家對明鏡新聞網說，國安背景的中國學者活躍於中西媒體和學術會議，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現像。他們常常扮演官方不能演的角色，說官方不能講的話。
政治觀察家認為，仔細研究他們的發言，他們某些言論不僅僅可能誤導普通讀者、西方，也可能誤導中共決策層。
袁鵬，1967年7月出生在宜昌市前坪村，1984年考取武漢師範學院（湖北大學）歷史系，1988年考 取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美國史專業碩士研究生。1991年7月，回到母校湖北大學歷史系任教，從事世界近現代史和美國史的教學工作。1994年考取東北師大歷史系的博士研究生，師從美國史研究領域學者丁則民教授。1997年，博士畢業後進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
袁鵬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助理兼美國研究所所長，國際關系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外交、中美關系、國際戰略與安全、亞太安全等。中華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客座教授，新華社特聘專家，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中美人民友好協會理事，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1999年－2000年在美國大西洋理事會、2003年－2004年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做訪問學者。美國《China Security》雜志編委會成員。
袁鵬在文章中說：中美目前的博弈只是序曲，真正的戰略較量還在後頭。如何盡快調適心態、調整戰略、破解上述難題，迎接經濟總量超美之後的中美關系，成為必須思謀的大戰略問題。
袁鵬認為，未來3-5年，美國戰略重心東移重在實現有利於美國主導的亞太格局的再平衡，而非同中國的全面對抗﹔重在利用中國同相關國家的主權矛盾盡快完成新一輪亞太戰略布局，而非過早卷入同中國的軍事沖突。
袁鵬說：這一階段，美將更多利用非軍事手段滯緩或干擾中國崛起進程，獲取戰略實利，實現國力重振，確保霸權地位。其主要手法包括：以人民幣匯率為突破口、以金融保險市場開放為階段性目標，全面打入中國第三產業，以期在掌控中國發展命脈的同時牟取巨大經濟金融利益﹔以“網絡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以強化同盟國關系、提升伙伴關系、分化離間中國同朝、巴、緬關系、重啟美俄關系等方式，造成中國外交被動，鬆動中國崛起的外部環境，壓縮中國崛起的戰略空間﹔以“海、空、天、網”等“全球公域”問題為抓手，推進相關對話、制定相關准則，以期實質性弱化中國在上述領域對美的戰略挑戰。
袁鵬認為，中國宜轉變傳統思維方式和戰略觀念，將國家安全防範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軍事沖突風險轉向全面的內部體制機制重塑。“這是中國能否再一次成功應對當下戰略挑戰的關鍵所在”。
袁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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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真正的挑戰在哪裡
袁 鵬
2012年7月31日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中國應該對發展的戰略機遇保持自信,但也必須充分認識到自身的挑戰所在。事實上，中國真正的挑戰不是眼前，而是未來5-10年﹔真正的難題不是國際和周邊局勢，而是內部的體制變革和社會生態﹔真正的威脅不是軍事沖突，而是金融、社會、網絡、外交等非軍事麻煩。
未來5-10年，中美力量對比將進一步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國際權威機構普遍預計，中國經濟總量超美大約在2020年左右。屆時，中國軍事、科技實力也將有實質性提升。美戰略界目前在集中思考3個有關中國崛起的根本性問題：如何應對一個13億-15億人口大國的崛起帶來的資源、能源和經濟上的挑戰？如何應對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崛起帶來的政治制度、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念上的挑戰？如何應對一個尚未完全解決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大國所帶來的軍事安全上的挑戰？
這意味著，中美目前的博弈只是序曲，真正的戰略較量還在後頭。如何盡快調適心態、調整戰略、破解上述難題，迎接經濟總量超美之後的中美關系，成為必須思謀的大戰略問題。
未來3-5年，是各主要大國脫困療傷的關鍵期。各國目前都在不約而同地做著一件事：對內深化體制性變革，對外謀求戰略性空間。美國體現為奧巴馬“新政”和戰略重返亞太﹔歐洲體現為圍繞債務危機的體制機制變革和對西亞北非變局的積極介入﹔俄羅斯則利用“普梅體制”對內謀求經濟復興、對外打造“歐亞聯盟”兼及鞏固遠東。
一旦美歐諸國渡過難關，完成新一輪體制性變革，輔以正在醞釀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則將真正沖擊中國戰略機遇期。如何冷觀周邊形勢，將工作重心盡快轉向國內體制機制完善和經濟社會再造，贏得最終的綜合國力競爭，是中國當前真正的考驗。
未來3-5年，美國戰略重心東移重在實現有利於美國主導的亞太格局的再平衡，而非同中國的全面對抗﹔重在利用中國同相關國家的主權矛盾盡快完成新一輪亞太戰略布局，而非過早卷入同中國的軍事沖突。
這一階段，美將更多利用非軍事手段滯緩或干擾中國崛起進程，獲取戰略實利，實現國力重振，確保霸權地位。其主要手法包括：以人民幣匯率為突破口、以金融保險市場開放為階段性目標，全面打入中國第三產業，以期在掌控中國發展命脈的同時牟取巨大經濟金融利益﹔以“網絡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以強化同盟國關系、提升伙伴關系、分化離間中國同朝、巴、緬關系、重啟美俄關系等方式，造成中國外交被動，鬆動中國崛起的外部環境，壓縮中國崛起的戰略空間﹔以“海、空、天、網”等“全球公域”問題為抓手，推進相關對話、制定相關准則，以期實質性弱化中國在上述領域對美的戰略挑戰。
由此可見，中國宜轉變傳統思維方式和戰略觀念，將國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軍事沖突風險轉向全面的內部體制機制重塑。這是中國能否再一次成功應對當下戰略挑戰的關鍵所在。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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