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科学是自由的探索

十年前退休后，陈方正专注于科学史的研究，这是他的物理学背景和人文社科素养的最佳结合点。2009年，陈方正出版了专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从另一角度探讨了“现代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中国”的“李约瑟问题”，此书广受赞誉。陈方正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前是该校秘书长和物理系教授。他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1966年获布兰代斯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到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工作。

他的学术研究还包括现代化理论、科技与现代化关系、科学哲学、中国古代文献电子数据库的建立等，著有文集《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迎接美妙新世纪》、《在自由与平等之外》等。

近日，南风窗记者就中国当代科技发展的话题访问了陈方正教授。

三十年赶上西方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与科技强国相比，有哪些差距？

陈方正：中国现代科学是上世纪初留学生回国后方才发展起来的。以现在水平来讲，中国科技可以说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铺的面很广，在各个领域都有发展，但有的方面还比较弱，比如宇宙学和天文学。从整体上看，中国科学离真正先进水平还有相当距离。日本是最好的比较对象。日本科技水平比较靠前，有不少领先世界的研究，例如微中子研究。日本的科技水平并不是靠少数天才人物造成，而是经过长时间不断努力累积得来。日本在上世纪30年代水平已经很不错了，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中断过。

南风窗：中国现在虽有数以百万计海外留学生，但只有很小一部分愿意回国，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如何吸引留学生回国？

陈方正：首先是因为时代不同，留学生的心态不一样了。现在大家更看重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国家观念和二十世纪早期留学生完全不同，而且，这情况不仅仅在中国出现。譬如，俄罗斯留学生愿意回国的大概更少，英国学者被高薪或者研究机会吸引到美国去的也很多。当然，日本科学家更喜欢留在国内，因为日本还保留着相当强的文化凝聚力。

其次，生活环境也有关系。我和一个从海外回到北京工作的数学家聊天。他说，大学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科研环境，但要付出很多精力去照顾生活细节，比如住房、孩子的教育、医疗等等，觉得很困扰。很多人回国工作之后遇到这些问题，就不能够安心。当然，这些问题在外国也存在，可是毕竟不像国内那样复杂。所以在学术环境以外，还需要顺当的生活环境。这问题跟整个社会相关，并不是单凭直接的科研投资就可以解决的。

南风窗：杨振宁先生说，他有信心中国科研在未来10至20年内追上西方。您对中国科研发展的前景如何看？

陈方正：杨先生这话比较乐观。这未必是他的冷静估计，主要可能是为了鼓励中国人，要长自己的志气嘛。客观的说，如果能够在三十年内全面赶上西方，那就已经很了不起，因为我们起步太晚。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是300年之前；俄罗斯引进现代科学已经270年，日本也有130年，它们的科学发展都没有间断过。它在中国却只有100年历史，中间还间断了二三十年，所以其实只有70年。

南风窗：中国要在30年内赶上西方，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陈方正：首先需要投入适量的资源，这基本上已经做到了，但还不足够。第二，要改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体系。最根本的是，要放手让科学家、学者自己去管理和发展这些机构，政府的职责应该限于规划和监督。中国需要拿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那样的魄力来建立新的科研制度。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官本位体制，不让科学家、教授自主管理和全面参与规划、发展，就很难开展新气象。

南风窗：现代大学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您觉得中国大学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根本改变？

陈方正：我首先得强调：大学是极其复杂、微妙的体制，没有人能够提出简明、立竿见影，或者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办法来改进它，办好它，我也没有那样的本领，只能够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现在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是，它急切需要改变书记和校长双重领导的制度。国家应该把办大学的权力和责任交给有一定任期的学者，原则上应该由他们全权决定大学应该怎么样办、怎么样管理，怎么样发展。诚然，有些我很尊敬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反对这个想法。他们认为国家不直接管的话大学可能更糟糕。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整体而言，只有这样，大学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生机，从而出现大改进，大发展。

下放权力，让学者自己办大学并不等于放任自流，因为大学不可能自负盈亏，还是要用公帑，所以国家仍然要保留监督的责任和机制。但国家出钱并不意味国家需要直接管理大学。比如说香港，大学的财务、人事、课程、学术、学生管理都是彻底下放给学者的。政府只负责拨款和整体方针，包括学生数目和发展方向，而政府给大学的拨款是每三年决定一次，款项分配只有大项，所有细节都由大学自己决定。这是从英国移植过来的制度，英美的大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值得我们借鉴。

在西方，大学校长一般被视为事业颠峰。但在国内他们却成为庞大官僚体制的一部份，难免有五日京兆之心。要改变这观念，大学就得被看成具有独立的终极目标，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尊重大学的独立自主。西方大学从中古至今的一个特点就是自主性极强。

塑造科学文化的氛围

南风窗：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并无哺育和发展现代科学的“因子”，您觉得现在是否有所转变？如何制造出适合科学发展的文化土壤？

陈方正：现在当然和从前是太不一样了。政府知道的很清楚，国家兴旺和科学发展有密切关系，所以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社会上，大家对科学的应用价值也很认同了。可是这些改变都限于实用、功利层面。至于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一种鼓舞人心，激励奋发向上的境界和学问，那还不成气候，而科学的蓬勃发展，又必须以整个社会建立科学文化为基础。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只能培植，无法制造，因为能够深入了解科学内涵，充分感受它力量和奥妙的人总是极少数。更何况，即使这少数人，也还没有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在今日的大众消费社会里，噪音很多，科学的声音往往被淹没了。

南风窗：杨振宁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您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会影响科学发展？

陈方正：杨先生这话我不能够完全同意。如果一个政府有远见而不需要理会大众意见，也就是不民主，它的决策的确可能比较果断、迅速，但科学发展并不单靠决策，或者一时的效率，社会整体气氛也同样重要。科学家要能够自由自在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社会要能够吸引大量有才华、有个性的人安心地工作，就必须有一个宽松、愉快的环境。假如政治体制不民主，那么科研环境总会受影响，这对人的创造能力也必然有妨碍。科学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探索，而且是长远的事情，不自由的气氛显然对它不利。当然，即使没有民主，原则上也可以有自由，但实际上这不可能全面、彻底做到。帝俄、苏联是不民主但可谓有远见，他们的科学无疑发展得不错，但始终无法与英美、欧洲相比，而且出现了李科森(Lysenko)主义和一度攻击相对论、量子力学那样荒唐的笑话。此外，现代科学的发展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这涉及整个社会，却不能单凭政府来作决定。资源的配置、应用也同样需要科学家参与，而且需要在自由民主的气氛中参与。所以，政治的改革、改进对科学发展非常重要，不能忽视。

南风窗：要培养科学的文化，需要唤起大家对科学的兴趣，可是现在尖端科技离公众越来越远，科学最终是否会成为“少数人的游戏”呢？

陈方正：的确，现在科学进展太快，无论是技术还是科学的根本原理，都不断翻新、进步，而且速度非常快，一般人不可能跟得上。最近有消息说科学家发现中微子的速度比光的速度还要快一点。这是不是可能呢？这实验是不是对的呢？假如是对的，对物理学又有什么影响呢？对这一堆问题，即使是大学物理学本科生都可能难以回答。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大家对科技进展目迷五色，要关心也茫无头绪。这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根本难题，也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斯诺(C. P. Snow)所说的“两种文化”现象。它恐怕不可能“解决”，只能够通过加强科学文化，提高大家对科学的了解而得到“缓和”。

南风窗：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关心科学呢？要怎样才能使大家去关心科学呢？

陈方正：新科技导致经济结构变革，这是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不断改变的原动力。我们可以不管科学，但科学却无时无刻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不关心科学也就无从了解世界和它的变化，这是个无法逃避的事实。要关心科学意味着了解科学，提高科学素养，这得从中学和大学教育开始，但也需要更多高素质的科普杂志和文章来作引导，来解释科技进展。科普工作在西方很普遍，很蓬勃，相比之下，中国的科普无论质或量都落后很多。这个状况很需要改变，因为不仅科学的创新、发展重要，科学的推广、解释也同样重要。

用思想克服毁灭性因素

南风窗：赫胥黎在《美妙新世界》中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科技操纵了人的一切，人丧失了自由意志。科技是否有可能成为这样一种可怕的力量？

陈方正：在赫胥黎笔下的未来新世界中，大众是被少数精英被操纵的，这我们自然认为很可怕。但在他的小说中，一般人并不觉得被操控，甚至还过得很愉快。在他的书中，这个未来世界会在五六个世纪之后来临。可是我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写过一篇文章，说这个时代已经悄悄到来了，我们今天已经无时无刻被操控，不断被灌输外来观念，从而改变我们的思想。举个例子，手提包或者球鞋有个特殊标志印在上面，就一定比其他货品好很多吗？可是大家却愿意付出十倍甚至百倍价格购买名牌，而且还乐此不疲，购买数量远远超过实际需要。为什么？那就是因为头脑已经被彻底操控，被“洗刷”过了。这种操控有很多方式，并不是强迫性的，也不仅仅依赖广告，虽然那是最基本的方法。例如大商业机构会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影响人消费行为的各种因素，从而发展影响这行为的策略，然后据以推销产品，也就是从心理意识的层面来了解、影响、控制个人。这就是美妙新世界，它不是几百年后的事情，现在已经来临了。

南风窗：如果科学发展会导致人被操控，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追求科学发展呢？

陈方正：科学的作用很吊诡。培根说它能够赋予我们力量去改变世界。这没有错，但人类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自己和社会本身也同样被彻底改变了。我应该算是“旧人类”，我看这个状况当然很可怕。可是对于三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新人类”来讲，他们已经习惯于新世界，而并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好，或者自己被操控。槔被发明出来以后，庄子说，用槔这种摇杆去舀水虽然快捷，但是用机械就会有“机心”，也就是违反人性。所以，两千多年前的技术进步已经使人觉得世界大变，很可怕了。人从渔猎进步到农耕，生活更安稳丰足，但节奏受时令节气控制，也就是技术改变了生产状态。当然，现代科技带来的改变更是古代的千万倍。人通过科技改变世界，但人也是世界一部份，所以科技必然反过来改变人自己。

南风窗：科学有可能成为毁灭人类自己的力量。例如日本大地震毁坏了核电站，引起了人们的核恐慌。人类如何避免被自己发展出来的东西毁灭？

陈方正：生物从单细胞低等生物集合成为多细胞高等生物的过程中，就带有毁灭自己的因素,例如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氢氧自由基，但通过进化，就建立了克服这些因素的机制，从而完善高等生物的个体构造，延长其寿命。

人类从自由分散的个体，演变为组织严密的社会，也是一种进化。生物的进化是通过自然淘汰来进行，人类的进化不一样，因为人有复杂的思想，能够有意识地改造自己的社会，因此演化迅速得多。人类建构的社会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有欺诈，有浪费，有战争，有通过制度而产生的压迫和不平等，等等。因此人类社会也不断寻求改善，不断设法把那些有害，毁灭性的因素去掉。这些包括因为科技变革而产生的环境污染、能源匮乏、核废料累积，乃至核意外事故等等。社会应用科技力量来消除这些毁灭性因素是个长期，无休止的自我完善过程。

南风窗：您出版的两本书的书名中都包含“美妙新世纪”，那么在您理想中，由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美妙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陈方正：科学发展所造成的现代世界在许多方面比以前进步，令人类得到更大幸福，但有两方面问题却似乎更加严重了。第一，国际冲突所产生的灾害比以前大得多，最明显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由于核战的阴影，有人认为不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并不那么乐观。不过，倘若真能够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各国慢慢融合成为大同世界的确是有可能的。从前国家之间相隔太遥远，言语、文化、习惯、思想不同，彼此不了解，因此容易有冲突，现在科技把全球紧密联系起来，人类如果不执意自我毁灭，原则上大同世界的出现似乎是很自然的，现目前金融、贸易、信息、文化、旅游的全球化就是它的开端。

第二，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很严重。例如在美国，人口最高收入的1％所得是全民总收入四分之一，而且这分歧迅速加剧。世界急剧变化的时候，能力较强者必然能够掌握先机，获得巨利。因此不平等有结构性根源，它的缓解、消除可能比消除国际冲突更困难。我的论文集里面所表达的，主要是这个忧虑。在我看，在未来一个世纪，人类要达到相对平等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整个世界处于同一政府之下，还要大家都过得很愉快，都能够享受大致平等的待遇，都很认同这个世界，那才能够称为大同世界，而这很困难。在将来，假如平等问题也能够解决，那么就会是名符其实的美妙新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