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牧民被撞死的事件，引爆內蒙古30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潮，比起藏人和維吾爾人，一向少有上街運動的蒙古族人團結起來發聲，令中國政府緊張，也讓流亡蒙人訝異。民族心理學教授提醒，金錢援助只是幫助一個民族的方式之一，瞭解、尊重一個民族，或許比金錢更有效。而蒙古人權組織負責人則明白指出，蒙人為中國的發展貢獻良多，但本身的牧場卻遭破壞、文化逐漸喪失，此次示威只是個起步，未來還會繼續通過非暴力的方式爭取權益。
牧民被撞積累情緒爆發
內蒙古礦藏豐富，早在1980年代中期，許多地方就開始大規模開礦，但濫採、草原生態遭破壞、粉塵污染及噪音等問題也十分嚴重，引來牧民的不滿，牧民與工人的衝突不時發生。這次大規模示威的導火索是一場被認爲是蓄意的車禍：5月中，兩位牧民因為抗議採礦，在試圖阻攔運煤貨車開進草原時被撞身亡，司機撞人後逃逸，內蒙古人累積多時的憤怒情緒爆發，許多地方出現示威活動，多所學校的學生也加入聲援行列，走上街頭。
當局隨即派出鎮暴警察，將公園與其他公共場所圍攔起來，嚇阻參加集會的群眾，禁止學生走出校園，切斷網絡、無線信號裝置。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則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對於境外有人利用此事煽風點火，製造事端，我們認為都是別有用心。”《聯合早報》報導，一般相信，中國官方認定的境外勢力是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SMHRIC）。
根據“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的網站，該中心的宗旨為傳播人權訊息、促進蒙古族權益、鼓勵內蒙的人權與民主草根運動和教育、促使國際瞭解內蒙古的各項問題，最終於內蒙建立民主政治體制。
對於境外勢力煽動示威的說法，“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創辦人暨主任托格霍克（Enghebatu Togochog）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只是希望找個名目給他們安上，“我們確實支持內蒙古的示威，但這是在事情發生後才給予支持，我們沒有在事前組織行動。”托格霍克笑稱，中國政府的邏輯很簡單，由於他們沒有信心能解決問題，也沒有信心面對自己的問題，因此需要找個責備的對象，“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就是替罪羊。“這不是新聞了，我們做的就是忽視這樣的指控。”
“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創辦人暨主任托格霍克。出生於內蒙古，在當地成長、受教育的托格霍克，1998年前往美國，2001年創立“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他坦承，這次內蒙的示威，連他們都感到訝異。“中國政府沒料到會出現這樣的場面，他們很緊張，擔心示威會擴大到全國各地，他們也很訝異，其實流亡的蒙古人社群也很訝異。”托格霍克說，雖然他們認為有一天總會出現示威行動，但“我們根本沒料到是現在，而且會這麼快變得如此大規模、影響到整個內蒙古，我們也受到鼓舞，感到振奮。”
托格霍克讚揚示威者表達不滿的方式，完全非暴力，完全以精神力量（soul force）爭取權益。“我們不知道示威是誰發起的，我們更覺得是人民自發的，沒有某個領袖或組織，就好像世界其他地區的革命，例如突尼斯和埃及，都是人民的革命，而不是特定的某個宗教領袖或組織的革命，或許這是蒙古人與藏族和維吾爾族不同的地方。”
“蒙古族人的忍耐到了極限”
提到藏族與維吾爾族時，自然聯想到的領袖人物為達賴喇嘛與熱比婭，相較之下，蒙古族確實沒有一位代表人物，且與藏族和維吾爾族不同，蒙古人較少發起街頭運動，使得這次的示威顯得特殊。事實上，在內蒙古地区2400萬人口中，蒙古族人口佔不到20％。
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指出，雖然蒙人、藏人和維吾爾人在歷史、文化等許多方面很不一樣，但整體來說，中國政府都沒有出台良好的民族政策，解決蒙人、藏人和維吾爾人的民族問題，所以三個民族可說處在相同的情況下，承受同樣的痛苦。
不過托格霍克認為，蒙古人在一定程度上，情況比藏人和維吾爾人更差一些。“藏人在國際間受到的關注度很高，他們在其他國家有許多的支持者，以整個國際社會來看，藏人擁有相對多的流亡社群。維吾爾族的國際關注度沒有藏族高，但仍勝過蒙古族，他們同樣有國外的支持。蒙古族的流亡社群相對來說小得多，而藏族、維吾爾族的流亡社群比蒙古族的更具經驗、更年長。”
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解釋，三個民族的抗議原因也有不同之處。對藏族和維吾爾族而言，最主要的是宗教問題，特別是維吾爾族的憤怒，部分反映在針對中國政府的言論上。中國當局將維吾爾族與阿拉伯世界、穆斯林國家、恐怖主義連結起來，使得該民族再也無法默不作聲。
蒙古人此次的示威，主要訴求為嚴懲輾死牧民的肇事者、保護蒙古族人的權益、牧場和文化。原本擁有放牧文化與獨特傳統的蒙古族，被大量漢人與其他族裔移民“稀釋”後，民族文化與認同正逐漸淡化。蒙古族作家巴雅古特便指出，蒙古人賴以維生的牧場不斷遭破壞，自家門口不是挖煤坑就是蓄油池，“一開始，牛羊經常掉油池而死，但沒人負責；現在是車輪敢從人頭上輾過，且有人縱容。”“草原的富饒，今天不再為蒙古人帶來幸運，帶來的反而是不幸。”現在，樂觀、文靜、包容的蒙古人生氣了。
“蒙古人總是安靜做事，不說太多話，但他們也會默默地衡量、評斷每一件事，一旦時機對了，會站出來作戰。”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說，蒙古人示威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走投無路了。“蒙古族是一個非常能‘忍’的民族，但他們的容忍度已經到了極限。”托格霍克認為，這次的示威只是一個變革的開端，但仍是非常好的跡象：人民能夠逐步要求更多，最終獲得想要的自由。
中國政府胡蘿蔔加大棒
為了平息眾怒，政府除了對內蒙古嚴加管制外，也宣佈多項優惠政策，包括巨額的金援發展計劃、學生資助計劃。中共內蒙古自治區書記胡春華強調，兩起案中撞死牧民的司機都已被捕，將“依照法律程序，從重從快予以懲處”。
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表示，政府處理示威的第一步，通常都是極力將事件影響力最小化，當事態平息後，便開始懲處所逮捕的示威者，殺雞儆猴，接著持續保持高度警覺，必免再次發生示威。但這次的示威出現非常“有趣”也非常鼓舞人心的進展，那就是政府在示威仍持續的當中，便公告新的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政策，要屬採礦相關條例。內蒙古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2009年時，內蒙古超過山西成為中國最大的煤炭生產地，在過去幾年裡，採礦業，尤其是採煤業，有了明顯的成長，2010年時，全中國就有24％的煤炭來自內蒙古，2011年的煤炭產量預計超過8億噸。該地區還有將近全國總儲藏量90％的稀土礦藏。但內蒙古的礦藏區大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區，採礦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一直是附近居民抱怨的問題之一。
內蒙古示威爆發後，自治區政府祭出“保證煤炭工業健康、有序、和諧和綠色發展”的政策，要求迅速對損害群眾利益、破壞生態環境、擾亂礦業發展等違法行為進行排查，立即停建、停產、整改存在安全隱患的煤礦，內蒙政府也將研究制定礦山開發與草原生態保護長效機制，自治區煤炭工業局被要求與自治區煤礦安全監察局一同確保煤礦的生產安全。
“在藏區發生的示威，通常都在示威平息後，政府才會推出新的政策，但這次，內蒙古的示威可說在沒有完全平息前就取得一點成績。”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分析，這次內蒙示威的目標非常明確，所要求的都是在中國政府合法框架下允許的權益，甚至沒有提到人權、任何政治權力，或是獨立、民族自決的字眼。“蒙古人向世界證明了，即使中國政府很強大，仍然有方式增加人們的自信與影響力，向政府爭取權益。”
而採礦政策寓含的意義，托格霍克認為可從兩個方面來說明。首先，採礦等於在剝奪蒙古族的自然資源，“沒有人會歡迎採礦者進入他們的土地，開採礦井已經破壞一次土地了，他們把煤炭運到北京等城市後，又破壞了一次土地，這些是蒙古人的牧地，蒙古人必須放棄這塊地，遷移到其他地方。”其次，採礦觸及了更深層的文化層面問題。“他們強制改變蒙古族的傳統生活方式，連帶讓蒙古族的民族認同、文化等元素也面臨危機，在中國高速發展下，蒙古人必需付出這樣的代價，卻得不到回饋，這是最核心的問題。”
因此，托格霍克認為，牧民被撞死的事件反映出的根本問題是中國的民族政策，不論是文化同化、經濟刺激、生態破壞、人口遷移等等，都是中國政府需考慮的問題。
蒙古族民衆對於如何解決民族問題，有著不同的意見，其中也有要求獨立者。在紐約成立的“蒙古人民黨”就是一個要求內蒙古獨立的政黨。托格霍克對《明鏡月刊》解釋，即使有部分人希望內蒙古獨立，但由於很難進行一個全面性的調查，因此他們無從得知大多數蒙古族人的想法。
“就我所知，所有的蒙古人都希望從中國政府的控制中獲得自由（fre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trol），我不知道獨立、自治，或是其他形式的體制，哪一種對蒙古人來說更恰當，但有一點很清楚，蒙古人不希望生活在中國政府的高壓下，他們想要更自由的生活。”托格霍克認為，蒙古人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該如何走，但目前最直接的問題，不是獨立或自治，而是最基本的自由沒有獲得滿足。“這包括言論自由，有了基本自由後，才能進一步讓蒙古人決定自己的未來。”
處理民族問題，尊重比金錢更有效
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包括內蒙古的建設，投入大量資金，可謂有目共睹。2011年開始的“十二五規劃”，定下了內蒙古自治區的經濟發展方式方向，將規劃建設40個營業收入超百億元的產業園區、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不過，在物質生活的提升外，對少數民族心理層面的關注，或許更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研究民族心理學的美國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ledo）文理學院院長黎岳庭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表示，在政府大力發展內蒙古建設的情況下，內蒙古人仍站出來示威，表明經濟建設和投資只是一方面。“人是有尊嚴的社會和心理動物。 對人的尊敬和了解再加上實際幫助才會非常有效。”
黎岳庭也提醒，在處理內蒙古議題時，也需注意其他國家的利益問題。“內外蒙古在語言文化和地理位置是相同的。但是外國，諸如，俄羅斯、日本、美國等國，在外蒙有其直接利益。”因此，需注意外部勢力惟恐中國民族關係不亂。
在境內，中國政府與領導者應該有一套民族和諧和融合戰略計劃或百年大計，處理民族挑戰，這樣的計劃應該是長期的、人道的，包括經濟上和民族心理上的幫助、合作和大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如果沒有這種戰略計劃或百年大計，以後還會面臨更嚴重的民族挑戰。
身為中國少數民族之一黎族的黎岳庭建議，必須要有受漢族和非漢族的少數民族所接受和尊敬的第三種力量，即海內外專家和民族心理學學者，參與制訂和實施這一長遠大計。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經濟成功非常重要， 但是社會和諧、社會公平、民族融合、民眾關係的滿意度也同樣重要，甚至可能更為重要。”黎岳庭對《明鏡月刊》說。（《明鏡月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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