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标：韩寒被批造假背后的“民主乱象”

韩寒出离愤怒了。他说出近乎诅咒的誓言，回击两种对他的指控：一是文章靠人代笔，二是隐匿有策划团队。这两项“指控”旨在否定韩寒的一切，通过“取消”韩寒来结束这场由他掀动的大辩论。韩寒竭力保持风度，此番激烈的回应可视为转折点，预示着“韩三篇”风波的终结。所谓民主、自由和革命，经过混淆的各说各话，满地狼藉。


跌进话语潜流

在谈论韩寒说了什么时，应该看看在此之前，大陆思想界针对民情国运所形成的思考脉络，进而看看知识分子由此及彼的行动态势。韩寒进入的不是空白地带，而是思虑杂芜的公议场域。人们并不是因为韩寒才开始谈论民主、自由和革命，这个言论生态早已存在。当他由浅入深闯进这个领域，用政治语言更新杂文笔法时，引起了不安与躁动。

借助辛亥百年的机遇，改良还是革命，重新被拉入中国实境，关于它们的阐释和争辩，被谈论者用来描画未来。当然，两种话语体系之争，也被用来当作上层设计的指导思想，被复杂地利用着。与话语相对应的，则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现实沉浮。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面向，但由此形成的阵营却是互不服气的，带动了大众舆论的分化。

改良和革命的分野体现在对体制的态度，态度则隐含着对体制的看法。改良认为体制可用可期待，延续的是30多年前的改革话语，却也糅合了当今的一些问题意识。在政治只能靠索引的局面下，持有改良话语的容易被理解为盲目妥协派，是在延缓问题的解决。换言之，是在维持它所抨击的那些东西。从而也被认定是辅佐的一剂麻药。

在改良话语的对面，包括李泽厚等在内，都以此作为顶层设计的起点，在话语上保持对革命语态的贬低和抑制。革命被他们当作是不合时宜的，更是危险的选择。沿着这个解释的框架，民间维权被他们策略性地当作是改良的压力，而非革命的火种。问题是，这种扭曲不能说服所有人。特别是在新世代走上社运前台后，更加反感此种说辞。

对应于这些话语策略上的明争暗斗，是知识分子的不同遭遇，这里就不具体点名了。实际上，哪怕是持有改良－改革话语的人，也受到不同形式的排挤。从2008年以来，这种情形变的普遍起来。这种排挤和压制并不区分改良或者革命，一律予以遏制。相较于革命话语的悲愤，改良话语的持有者亦转入低潮。谈论民主，只是意兴阑珊罢了。

韩寒就是在这个时候闯将进来。但韩寒基于生活经验，对上述两种话语进行了无区别对待。在这种意义上，他所划出的“民主”界限倒是很接近“一种生活的方式”。然而，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恰恰是不可调和的，它们按照与权势、财富的远近划分谱系，拒绝被韩寒式民主所“代表”。韩寒在两种话语体系中两不搭界，失去立场依托。

韩寒最为人诟病的是被总结出的“民主素质论”。在改良或革命话语中，民众素质向来被避免谈论。对于前者，有言：宁愿摸石头也不远过桥；对于后者而言，不是民众而是官员的素质构成障碍。韩寒点出了两种话语各自的虚伪，或者说敷衍之处。韩寒并非引爆了新话题，他不招待见，恐怕还是因为说出了两种话语含糊的交叉地带。


民众究竟是什么人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改良或革命之外，也有人提及第三条道路。那就是摈弃改良话语的迷惑性，放弃在革命与否上的无谓争论，专注于公民维权行动，致力于社会运动的新模式，包括新的运动主体，新的动员方式，以及新的运动地域，从而甩开改良话语的牵制，走出其设置的话语及行动窠臼。民众在这种道路上获得了未来的自主权。

韩寒的主张与上述三种路数都有所交集，也都有所不同。究竟是韩寒更现实，令言行更广泛？还是他不按套路出牌，令眼界狭窄？关键在于，韩寒的身份被引作大众文化的代言人，他的引导与示范，让追随者为之困惑。相当于一路紧随其后的人群，在韩寒就地刹车后，队形一时涣散了。这就是《环球时报》误解的所谓“回摆说”。

虽然韩寒不是第一个论及民主、自由和革命的文化明星，但是以他自身的体验为例，指示了大众那复杂的构成与趣味。这时，根据对韩寒的争取，改良或革命的话语之争变换为左、右之争。从2009年就被当作自由主义同路人的韩寒，一度被理解为向幼稚的自由主义告别，加入左的行列。有一种失望或幻灭感诞生于非此即彼的立场惯性中。

在质量低劣的公共讨论中，在一种充斥着翻译得来的解释架构中，韩寒的直觉自有他的优势，但是不能为所谓的学术讨论所容纳，更别说被理解。因此，这场“韩三篇”之争有多少是意气之争？有多少是保守的话语权之争？又有多少是真正的变局之磋商？众声喧哗掩盖了许多真问题，比如暧昧的中产阶级等是否真的能进入预设的话语设计中？

韩寒看待大众的方式，是否一定就是精英思维？这个还可以商榷，不能一棍子打死。至少他提出注意这样的问题：变革者更多的是考虑怎么与体制打交道，如何对体制取态，同时，还需要处理与大众的关系。改良和革命的话语体系，所倡导者或多或少都无法处理庞大的体制存量。可人们有无想过，那又该如何处理活生生的生民百姓？

民主是政治正确的词汇和倡议，即使在强烈的意识形态中也被承认其合法性，问题只是谁的民主？如何表述？以乌坎为例，林祖恋获任命党总支书记前是民主？还是委任后是民主？如此这般，韩寒问的直接，有人批其不学无术，可你不能通过取消问题来解决问题。同理，用民粹与否来界定就能让格局清晰起来吗？民粹理论够用吗？

韩寒要自由，同时也不避讳尊重秩序。这种作态被当成软弱和糊涂来批判。可事实上，有大量知识分子遭到高压或警告后，收敛了言行的尺度与范围。后者反倒在批评韩寒时占据道德优势，呈现出双重标准的道德标准。如果韩寒不再象征领袖而是普罗大众，除了列宁主义或威权主义，那些自以为参与顶层设计的人想好其他选项了吗？


韩寒替谁说话

韩寒成了我们的问题，而不是答案。多数参与议论的人，都是在重复自身的问题，在问题上打圈圈，而不是深化问题意识。对韩寒的愤怒或情绪起伏，暗示了他们渴望答案而又缺乏答案。这又把中国的问题推进到某个词锋可及的边界，似乎除了任由错综复杂的因素交错合力，推演出一个转型的结果，无法预设什么，而这并非不可知论。

如果用“韩三篇”来指代政论，政论何用？只能说现有的政治见解令人失望，这是整个知识阶层的失败，代表着思想界在延续一个甲子的羸弱。而由韩寒的三篇文章，一变而为阴谋论的征伐，议论的境界跌份，恐怕这才是知识分子政论的真实水准。在这点上，知识分子已死，行动者成了他们争相比附的追求。斥责庸众时，你们到底在说谁？

如果用“韩三篇”来指代选择，家国何为？由于缺少政治态度的民调数据，改良论者以假象的体制内外作为参照，以此倡议的策略有多少社会基础？即使韩寒在提议专制下的有尊严生活，可否就能被改良话语引为佐证？同理，对现行秩序的有限度认可，是否能支撑起胡锡进们的雀跃？对韩寒象征意义的争夺恐怕又忽略了问题本身。

如果用“韩三篇”来指代启蒙，启蒙何求？至少韩寒所指，启蒙不是精英式的强行灌输，不是告诉民众要做什么，而是告诉民众还可以做什么；不是揭批他们的劣根性，而是与他们交换对选择的看法。这本来是很好的由头，以此类推，延展改良、革命或社运道路的讨论深度，可惜被各种优越感所打断。一语成谶：热闹的韩寒，寂寞的韩寒。

既然体制可以是每个人，那么，庸众为什么不可以是你自己？有的偶像直落黄昏，有的偶像也可以成长，至少韩寒说他会“有条件”去静坐。如果轮到这一天的发生，想必韩寒坐言起行又会达致新的地步。公民韩寒或公敌韩寒，还只是乌托邦中一分子，忍受尊崇或奚落，却远不如一个行动者韩寒更有说服力。最后，以一问博一笑：假如韩寒不过是想扮演“群众”，那些人还认得出来吗？难道还有恁多人心心念念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