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唱紅打黑”打出知名度，也打下薄熙來的政治標記。相較於重慶的硬手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則提出“幸福廣東”的概念，想以“軟實力”帶動廣東的產業轉型與民生發展。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政治學教授孫雁對《明鏡月刊》分析，重慶和廣東，一個內地、一個沿海，各自提倡不同的概念，這樣的競爭有正面意義，可反映出老百姓的想法，不過相較於重慶，廣東物質化的程度更高、競爭更激烈，想提升幸福指數，恐怕更困難。
孫雁為中國廉政與少數民族問題專家，研究領域還包括中國政治轉型、比較經濟轉型等，著有《中國社會主義的再評估》、《當代中國的腐敗和市場》等。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政治學教授孫雁。放緩GDP增長速度
對於中國經濟的飛快成長，廣東的貢獻功不可沒。不過，在經濟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後，廣東開始注重其他的項目，目標提升自身的“軟實力”。繼推出建設“文化大省”、“文化強省”等戰略，期望強化文化產業和影響力後，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2011年初在中共廣東省委第十屆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首次提出“建設幸福廣東”論，目標“十二五”期間加快廣東的轉型升級，促進民眾生活幸福。
過去廣東給人的印象總是經濟飛速向上，多年來均保持兩位數的增長，自1989年開始在中國省級行政區中的經濟總量總是第一位。但在“十二五”規劃中，GDP的增速調低，廣東開始將“幸福”當成重點，不再單純追求經濟成長，而是定下擴大內需、和諧共享、區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綠色發展等戰略，汪洋強調：“讓群眾幸福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發展。”
不過，許多分析指出，經濟快速增長是中國政府“維穩”的方式之一，如今放緩GDP的速度，恐讓原本被經濟成長掩蓋過的矛盾與衝突爆發。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政治學教授孫雁對《明鏡月刊》分析，廣東的GDP幾乎都是靠外來的農民工所創造，而非廣東本地人的貢獻，如果要放緩GDP的增速，最多就是讓這些外省的農民工沒工可打、回到自己的家鄉或移往其他省分，因此對廣東本身的影響不會太大。
“幸福廣東”的重點在於民生。廣東先前由於一味追求GDP，不僅發展成果分配不均，只有珠江三角洲區域獲得充分開發，社會公共福祉也偏低、環境議題被忽視，“幸福廣東”重點將放在就業、公共教育、文化發展、住房保障、醫療衛生、社會保險等事項上，其中，不少專家認為改善住房應放在首位。
孫雁對《明鏡月刊》指出，如果廣東在放緩GDP後，將重點放在民生建設上，則農民工可以轉向建築業，不過最終，廣東的勞力仍應該走向高技術。“廣東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廣東目前沒有頂尖的大學，也沒有太多技術好的白領工人，要實現這樣的轉型，就必須考慮這些問題。”
相對來說，政府不再一味強調經濟發展，或許能緩和族群間的衝突。2009年廣東韶關旭日玩具廠發生漢族與維族工人的群毆事件，引發極大的關注。根據官方通報，共造成120人受傷，2名維族工人死亡，是新疆勞工輸出多年來，發生的最嚴重民族衝突。
孫雁指出，雖然中國的民族優惠政策，立意在於保障少數族群，但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比如影響外界對受惠者能力和資歷的信任、受惠者本身也喪失一定的上進心和競爭動力，或是加深了民族之間的歧視。因此中國在處理民族問題時，應在政府發放的戶口本及個人身份證上，一律免填“民族身份”，消除族群歧視，促進公民平等，像美國就並未將少數族裔的身份印在個人證件上。
而研究也顯示，與中國政府預期的相反，經濟發展反而會“加強而不是減少中國一億多少數族群的族群意識及相應的族際衝突。尤其是西部開發計劃實施以來，族群地區的新老矛盾在經濟開發中集合成四方面的積怨：宗教文化、資源分配、族際歧視、族群自治”。因此，如今廣東放緩經濟成長速度，孫雁對《明鏡月刊》解釋，原來國營企業裡固定的工作沒了，少數民族就必須去市場上找工作，而市場上的私營企業並沒有少數民族保障名額，如此將降低民族間的分野。
抗衡“紅色重慶”
在“幸福廣東”的口號打出之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已高調推行“唱紅打黑”，孫雁對《明鏡月刊》表示，“幸福廣東”之所以提出，主要應是與“紅色重慶”相抗衡，但“幸福廣東”還未見到比較具體的作法，更多只是概念上的提倡，目前來說，可能口號或作秀的意味更大一些。
但總體來看，孫雁認為“幸福廣東”的提出仍有其意義。“它顯示出各個模式的競爭，剛好一個內地、一個沿海，不同模式和表述，相互競爭，更能反映中國人民的真正意願。”
相較於“幸福廣東”還在概念階段，“唱紅打黑”則已有許多具體措施與成果。身為重慶人的孫雁告訴《明鏡月刊》，重慶老百姓普遍支持“打黑”，很少聽到批評意見，即使有反對者認為薄熙來的作法比較鐵腕、專制，但中國整體而言本來就不是個民主國家，因此大部分人仍然擁護這樣的強人政治。
廣東過去經濟發展快速，貪腐也不時傳出，其中深圳前巿長許宗衡的貪污案最為重大。不過，孫雁認為，雖然經濟成長帶來許多牟取利益的機會，但廣東省的市場化也相對快速，貪腐情況不一定比其他地方嚴重。“市場化比較快的話，可能在這個過程中就減掉貪腐了，因為很多事情必須依照市場規則來做，一分錢一分貨，政府的權力會越來越小，外商會增加，這些都讓貪腐情況變少。”
重慶的“打黑”普遍受到支持，“唱紅”則較具爭議性，批評者認為，“唱紅”是搞“文革復辟”，是作秀，包含了政治目的。孫雁認爲，“唱紅”的形式主義成分較多，但重慶的老百姓對此也不是太在乎，因為唱或不唱，和具體的民生關係不大，“想唱就唱，不唱也行”。孫雁認為，雖然“唱紅打黑”被質疑在作秀，但好的方面是，薄熙來並非光說不做，“如果一邊作秀、一邊實際做事，那還是可以的，至少他讓城市大幅改觀”。
“唱紅”屬於精神層面上的強化，廣東也旨在提升精神層面的“幸福感”，但孫雁認為會比重慶要困難些。“重慶和廣東不太一樣，重慶原來是比較貧窮的城市，廣東則外資多、工作機會多，所以重慶提出‘唱紅’比較合理，因為在人民不是很富裕、沒有太多機會的時候，精神層面就比較重要。”
孫雁對《明鏡月刊》舉例，許多重慶人認為唱紅歌唱到最後，能把精神唱出來，“就好像原來的西藏人民一樣，雖然很窮，但有宗教支撐著，他們不覺得不幸福，不丹也是如此。”一個地方越是物質化、競爭越大，則人民的“不幸福”指數也越高，因此廣東若想提升幸福感，恐怕比重慶要困難。
“幸福廣東”也引發了路線上的討論。《明報》評論員孫嘉業指出，廣東省委副書記兼省紀委書記朱國明強調，廣東要建立多元共治，學習境內外的經驗，但朱明國的一番話與中央政法委高層表示“絕不能全盤否定過去”、“不能誤信西方國家為中國設計的所謂公民社會”的表態大不同，因此到底只是表述不同，還是思路的不同，有待觀察。
孫雁對《明鏡月刊》分析，廣東是經濟特區，地理位置也比較遠，因此向來獲得的自主權較多，在政治、經濟上，中央對廣東的試驗空間都比較大，因此可以探討與中央不同的路線，也可以提出多元共治的想法。
不過目前“幸福廣東”的口號尚未發揮太大的影響力，相較之下，“唱紅打黑”已經取得一定的效果，受到媒體、中央的重視。孫雁表示，重慶在民眾訴求、抓治安、抓精神上都已經有具體的方法，而且薄熙來敢說敢做、有成果、不太被外邊的說法約束住，其他地方就比較縮手縮腳，怕太左或太右。
“重慶的作法挺有風險的，廣東的風險就比較少。”雖然部分人將“幸福廣東”視為汪洋爭取老百姓認同，以取得政治局常委門票的手段，但孫雁對《明鏡月刊》指出，只要能真正把老百姓生活搞好，有其他目的也沒關係，只是目前看來，能不能寄望汪洋還有待觀察。“汪洋之前也在重慶做過（市委書記），當時並沒有太大的成績。”（《明鏡月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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