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昭：中国的“精粹”与不满

 　　3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塞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在他们合著的新书《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认为，现代层面的经济繁荣有赖于两个政治基础。一是权力必须集中——没有集中的权力，就失去了繁荣的秩序基础；二是权力体系必须是包容性的——缺乏包容性体系（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秩序虽然可能使经济摆脱贫困，但要崛起为现代化的繁荣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解释是，如果权力体系允许精英们为自身利益服务，一种叫“精粹体系”（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结构就会诞生——精英们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并取得优势。

　　基于上面的观点，两位世界顶级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又一个社会冲进死胡同的例子。

　　不过，近几十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中国冲进死胡同”的说法势必存在争论。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日益显现出“精粹国家”的一些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经济层面，中国经济体系的包容性严重不足。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就业选择偏向于外企、私企等非公有经济，如今大学生趋之若鹜的对象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原因在于中国国企尤其是大国企的垄断地位，它们在市场中占据土地、资源、金融等绝对优势地位。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或由国家控股（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更不好的影响是，中国正在形成封闭性和排他性日益强烈的利益集团。对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来讲，进入央企会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是，多数人被排斥在外，且选择与能力、知识无关。比如中石油公司，除了勘探等技术性岗位，其他非技术性岗位大多由内部利益集团分配——能进去的人“非富即贵”。而解决了大部分就业的私营经济，不但没有这些优势资源，而且在金融、政策等方面处于事实上的“被歧视”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现尤为明显）。造成的后果不仅是经济的——遏制了创新和活力，也是政治的——削弱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笔者就读于北京的人民大学，在和身边同学的交流中，就能深切感觉到他们对这一现象的强烈不满和焦虑。笔者的大部分同学是普通人家的子女（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在他们的认知中，通过勤奋和才智考入到人民大学这样的名牌高校，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前景。但从毕业届师兄师姐那里传来的讯息是，除非自己特别优秀，否则就早点托“关系”、找“门路”。言外之意，如果家里既无权又无钱，好的单位基本与你无缘了。也许有人会指责这些同学：“为什么一定要去机关、国企，难道不能去当村官、做社工吗？平凡的岗位也可以有大作为！”他们的回答是：“可以。但为什么那些体面的、待遇好的工作就把我们排斥在外？如果是能力或学历问题，缺乏竞争力我们没有怨言，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不公平！”在美国，进入“常青藤大学”基本上就预示着将有一份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然而在中国，即使是从最顶级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不能保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尤其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身上承载着一家人的期望（很大一部分家庭为了供子女读书而负债累累，甚至父母生病都拖着不看），可充斥于社会的等级、特权使他们对国家有种失望感。需要指出的是，当大学生心中的愤懑感和失望感高涨时，对政府的信任也在他们心中逐渐崩溃。

　　这种情况下，现在的大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愈来愈重的功利化、焦虑化倾向，就不难理解。

　　欣慰的是，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就表示，必须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局面，并称中国政府已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其次是政治层面，这也是中国政治体系最饱受诟病的地方——缺乏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两位学者认为，包容性经济体系不会支持精粹政治体系，也不会被精粹政治体系所支持；但是在包容性政治体系下，政治、经济精英就不能够轻易利用它建立一个精粹经济体系。

　　坦白来讲，中国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很不足。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群众，都没有有效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在中国，表达声音的大小与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经济最强者往往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影响政府的决策，而普通市民尤其是农民却没有这个能力（他们表达声音的手段愈来愈依赖于暴力抗争，而且是越激烈越有效，这对于执政者来说非常危险）。

　　其实，如果缺乏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即使是经济精英也会缺乏安全感。这从近些年大量海外移民便可看出。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就指出，经济繁荣虽然产生自投资和创新，但它也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投资者和创新者必须确信，如果经营获得成功，他们的财富不会被有权势的人夺走。无疑，一旦发生规模性的资本、人才转移，对中国来说将是一项巨大的损失。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传统上较欠缺妥协精神或意识，政治精英往往信奉“全赢全输”的零和思维。要想建立一种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必须打破这种思维，回归现代国家理性。现代民主政治本就是一个讨价还价、不断妥协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乌坎事件的处理模式就显现出这样的包容意识（无论原因如何）。可以说，这是极具政治进步的讯号。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精粹体系”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程度差异而已。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现代国家都存在“精粹国家”的危险，茶党（Tea Party）的崛起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的风起云涌就是例证。当然，不可否认，中国成为“精粹国家”的危险更大。

　　那么，包容性体系将从何而来？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繁荣的基础在于反对特权的政治斗争。在经济上升期，是不可能自然衍生变出包容性体系。除非情况变得很糟糕，即革命。然而当前老百姓怕乱的心理，与执政党担忧政改风险的心理不谋而合，形成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阻碍。可不改革就真有“走进死胡同”的危险，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出路是执政党主动引导政治转型，当前人们高涨的不满情绪就是动力）。因为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制度与秩序同样重要。

张广昭，FT中文网